特展细读｜解读古蜀文明，见证璀璨的黄金时代

在中国青铜时代，中原地区制造和使用金器并不普遍。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大量的金器制品是古蜀文明的重要标志。故而，有学者认为金器属于外来文化因素，在文化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巴蜀本土的文化，在巴蜀本土完全找不到这类文化因素的渊源。在殷商时期的全中国范围内，同样也找不到这类文化形式及其渊源。这些文化形式渊源于古代近东文明。须臾之间，三星堆文化为古代近东文明的说法甚嚣尘上。

河南汤阴龙山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有金块，说明在史前时期黄金已经被发现并被简单利用，但尚未制成黄金饰品。中国最早的金器发现于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四坝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1400年，主要为金耳环、金鼻饮等饰件。

在陕西渭南华州、河南郑州商城、山西石楼和保德、河北藁城、北京平谷刘家河等地都发现有商代中期的金器，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河南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墓葬内曾出土金叶制成的夔龙纹饰件，2021年郑州商城书院街M2又出土一件金覆面和金泡饰，可知中原地区并不缺失使用金器的传统。2013年湖北黄陂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器，以金饰片作为兽面的目、鼻、耳，表明商代中期的长江流域也使用黄金制品。商代晚期三星堆遗址出现大量金器的历史逻辑，是建立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化技术交流的基础上，而不是古代近东文明传播扩散的结果。

三星堆遗址的金器主要包括金权杖、金面具、金箔饰、金料块等。金权杖原是包附在一根木棍上面，由于埋藏时间太久，木棍已经碳化，只留下呈圆筒状的金箔。世界各个古文明都有国家权力系统的最高权力象征物。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文明中，权杖成为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代表。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斧钺是君权和王权的象征。

许宏先生称：“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西来的权杖文化和中原地区以鼎、爵为代表的礼器文化都见于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区域，但权杖基本没能进入这一地带所圈围的东亚大陆腹心地区，而鼎、爵等中原王朝文明的礼器，则没能突破这个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而既出现了金质权杖，又有中原风格的礼容器出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恰好就位于这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或‘中国弧’上。”

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响，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不少权杖遗存，主要表现为石质或青铜质的权杖头。宝墩文化曾发现象牙权杖，二里头文化中也发现有象牙权杖。所以，三星堆遗址的金权杖并不是近东文明直接输入的产品，而是继承了中国本地的权杖文化，特别是八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青铜镂空龙首权杖具有中国标志性的龙文化元素。并且三星堆文化的权力象征物还有中国传统的斧钺，表现了两种文化系统的融合。

 三星堆遗址五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尺寸最大、形体最为厚重的金面具。金面具的边缘均向内收，可能是覆于其他质地的面具之上。金沙遗址祭祀区八号礼仪性堆积出土的金面具与三星堆金面具形制相近，属于同一文化系统。金面具使用锤完成整体造型，再通过脱錾和裁切的技法形成眉目等透雕轮廓，最后以轧亮的方式使其光彩夺目。

金箔饰数量较多，种类丰富，主要有人首鸟身形饰、虎形饰、四叉形饰、璋形饰、鱼形饰、叶形饰、圆形饰、直条形带饰等，其中璋形饰、鱼形饰、叶形饰和圆形饰明显见有可供穿挂的小孔，应是神树或其他器物的构件或装饰。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系锤制成，图案采用了切割技术。内层图案的中心为一个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分布的月牙状图形象征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外层图案为四只逆向飞行等距的鸟，环绕着内层的太阳图形。这件金器构思奇特，工艺精湛，在有限的空间内达到无限的遐想。一起发现的还有金蛙形饰，使用很薄的金箔制成，蜷曲的四肢，葫芦形的头部，尖桃形的蛙嘴，特别是沿着蛙形饰的一周錾有连珠纹，应该是表现青蛙或蟾蜍身上的疙瘩。八件金蛙形饰与太阳神鸟金饰可能构成一个组合关系，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太阳崇拜中又出现月亮的观念。《淮南子·精神训》记有“日中有踆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 踆乌是驮日飞行的太阳神鸟，蟾蜍就是月中神灵。

《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多鼍。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又记“（岷山）又东北一百四十里，曰崃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其阳多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