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智失踪：：1万走失老人与痛苦的家人》
[日]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著
石雯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今日本，已确诊及潜在的认知症患者已超过800万人，老年人中每4人就有1名患者。认知症已成为国民性的疾病。不少人因恐惧偏见而不敢将家人患有认知症告诉周围的人。这些患者极易在自己熟悉的街区迷路、失踪，甚至死亡。《失智失踪：1万走失老人与痛苦的家人》收集的案例极具代表性，反映了日本社会存在的认知症老人家庭看护难题和社会支持不足的短板。以下内容节选自本书。
目前的制度之下，无法提供24小时全天看护
——三浦澄 · 84岁
在取材的过程中，这样一个群体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便是独居老人。至2013年为止的5 年间，全国因认知症或疑似疾病导致当事者失踪并最后确认死亡的案例共计112起。我们对这些案例就当时的情况进行详细取材的过程中发现，其中29%的案例即33名当事者都过着独居生活。
其中一名当事者就是居住在东京新宿区的三浦澄。
2013年4月，时年84岁的三浦女士下落不明，她的遗体随后被人发现。据悉，三浦女士的丈夫于约 20 年前过世，那之后，由于膝下无子女，她一直过着独居生活。
三浦女士患有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邻居们也察觉到了她的异样。她有时会在自己居住的集体住宅的走廊上漫无目的地游走，有时会跑到别人居住的楼层。
三浦女士接受了“地方综合援助中心”的援助。地方综合援助中心是由自治体设立的地方性综合机构，配备有保健师、社工、看护援助专员等工作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援助。由于三浦女士的症状正逐步加重，该中心考虑尽可能为其提供更多的关怀举措。
看护保险所涵盖的上门看护的上限为每天早晚两次。但对于三浦女士的情况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因此又加上了白天由地方独立提供的“配餐服务”，每天三次对三浦女士的生活进行援助。
然而，2013年4月的一天早上，在护工到来之前，三浦女士便独自离开了家，行踪不明。后来她的尸体在离家5公里的千代田区万世桥附近的神田川流域被人发现。据悉，三浦女士可能是在游荡的过程中失足掉入河中导致死亡的。
地方综合援助中心表示 ：“虽然我们对当事人的游荡情况也深感担忧，但我们无法为他们提供24小时全天看护。目前的制度存在局限性。”
国家政策与增长的认知症老人
为使认知症患者能够尽可能继续在自己熟悉的街区生活，厚生劳动省正在逐步完善上门看护及上门护理服务，并推进建设供老年认知症患者共同生活的养老院等机构。2012年，作为认知症应对方案之一的五年规划“橙色计划”正式出台。
然而，通过此次取材我们意识到，对于持续增长的认知症老人群体，国家的应对方案还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援助。
位于东京杉并区的认知症看护研究及研修东京中心的所长本间昭医师指出：“根据国家现有的政策，能够给予独居的认知症老人以援助的人才储备及设施建设尚不完善。国家有必要尽快考虑对策，解决问题。”
在三浦澄的案例中，还浮现出了其他问题。
事实上，在三浦女士的遗体被发现5个月后，她的身份才最终被确认。三浦女士失踪当天，她的遗体就已被警方发现，但由于未能确定其身份，根据遗体发现地千代田区的规定，只能在身份不明的状态下举行葬礼。骨灰被临时安置在东京都内的一处殡仪馆内，并以“在旅途中死亡的人”表示骨灰属于身份不明的遗体，在政府公报上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包括，遗体被发现的日期、时间、场所、性别、身体特征，以及随身物品等信息。
一位三浦女士的熟人对遗体身份的确认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曾是一名警官。知晓三浦女士失踪情况的该男子多次前往东京都内的各警察局，以确认至今发现的身份不明的遗体中是否有三浦女士。最终，他发现一具女性遗体疑似三浦女士。警方随即与居住在栃木县的三浦女士的妹妹取得了联系，DNA 鉴定的结果显示该遗体确为三浦女士无误。面对我们的采访，三浦女士的妹妹这样说道 ：“如果没有这名男子帮忙，姐姐的骨灰可能至今还以身份不明者的状态被安置着，我对他非常感激。但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警察没能查明姐姐的身份呢？”
“如果能早点报警的话”
——齐藤一郎（化名） · 73岁
通过取材我们发现，报警的“延迟”可能会攸关性命。因不想给周围人添麻烦等理由，家属没能立即报警或寻求相关人士的帮助，结果造成当事人死亡，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2013年3月1日，齐藤一郎的遗体被发现，通过家属的描述我们得知，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家属未能及时报警求助不无关系。
齐藤一郎的妻子房子（化名）至今仍感到后悔，在丈夫一郎失踪的时候如果能尽快报警，丈夫说不定就能得救了。
齐藤夫妇在长野县佐久市过着二人生活。夫妇俩的家在村庄的一隅，附近有广袤的田野。
约5年前开始，患有认知症的一郎出现了游荡的症状。他经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嚷嚷着“要回家”，多次出门前往以前居住了很久的地方。
虽说一郎失踪的情况已经发生了100次以上，但其中的七成，房子都能立刻找到他。若寻找2小时未果，房子便会选择报警，这样的事情已发生了30多次。
“哪怕是5分钟我也不敢松懈，一直看着一郎，即便如此，他还是走失了。每次都给警察添了很多麻烦，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一郎一失踪，我就很担心，还是会决定报警。”
房子因丈夫的失踪而频频报警。然而，2013年2月27日这一天，似乎很不寻常。
这一天，寒冷刺骨，前一天下的雪还未消融。房子从上午9点左右开始，就在家门前铲扫积雪。不知何时，一郎不见了踪影。
通常一郎都是在傍晚时分出走，但这一天他却在上午就离开了家。房子以为很快就能将他找回，开着小型汽车在附近寻找起来。
然而，同样的道路开过了几十次，也没能看到一郎的身影。虽然房子渐渐感到焦急，但这一天，即便寻找2个小时未果，房子也没有报警。
“因为当时是白天，我便想着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一郎。报警的话又会麻烦警察。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这样的想法总是非常强烈。警方的工作人员都对我很耐心亲切，但是让他们帮忙找人的话很辛苦啊。大家应该都会这么想吧？”
最终，因“实在找不到了”而放弃的房子，在午后时分报了警。此后，警察、消防队、志愿者们共同开始了对一郎的搜寻，2天后的傍晚，一郎的遗体在附近的沟渠中被发现了。
“当时我一边找着，一边想着还是尽快报警比较好吧，但是又对自己说，再找一会儿，就再找一会儿……在这般寒冷的天气中，我真的是作了错误的决定啊。如果尽快报警的话，一郎说不定就有救了。老实说，就算早一个小时也好啊，因为没能及时报警，我感到非常后悔。”
在一郎的案例中，家属比平时的报警时间晚了一小时，而就在这一小时内，雪天的寒冷等各种因素叠加，最终结果是当事人死亡。一小时的差别，究竟是否能被称作“延迟”，想必每个人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而且，这也并非死亡的直接原因。但重要的是，提早一小时报警的话，能够显著提高当事人获救的可能性。出于这一考量，我们有必要对报警的“延迟”这一因素加以关注。
关于“延迟”报警
——大阪府警察及自治体的数据所展现的现实
现有具体的数据能够表明家属等有延迟报警的倾向。我们取得了大阪府警方关于失踪申报的详细数据。
2012年一年间大阪府警方受理的患有认知症或疑似疾病的失踪申报共计2076件。
其中有26人在申报被提交后，最终被发现死亡。死者年龄从69岁至85岁，无一例外均是老年人。
大阪府警方在对这26名死者的死亡推定时间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有10名死者的死亡推定时间在其失踪申报提交之前。也就是说，占总数约四成的死者在失踪申报被递交之时，其实已经死亡了。申报的递交“迟了”。
在自治体的数据中，也不难看到“延迟”报警这一问题。我们以不公开市町村名为条件，在县厅所在地的某市，申请并获取了从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间因认知症而失踪的人员中死亡或未发现的案件信息。
共有15名失踪者为死亡或未发现状态。名单上记载了当事人失踪的日期、时间，以及报警的日期和时间。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趋势。在这15起案例中，有9起案例的报警时间为当事人失踪的第二天及以后，为总体的 60%，也就是占了多数。
进一步对这9起案例进行详细分析后可知，有5起是在当事人失踪次日报的警，有2起是在失踪2天后报的警，有1起是在失踪3天后报的警。
对于这一趋势，某自治体的工作人员指出：“就这些失踪事件发生的背景而言，都属于家庭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先自己想办法把当事人找回。‘失踪后也有可能自己回来，总之先试着一边寻找一边等待一个晚上吧’，或者‘过一天再看看情况，到时候还没找到的话，情况可能就危险了，那就报警吧’，也许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虽然很多情况下失踪者能够被找回，但事实上，也有案例中失踪者不幸身亡的，一般可以认为，这种情况是错过了报警的时机。”
在对众多因当事人走失而感到苦恼的家属进行采访后，我们也切实感受到，在当事人失踪后经过一晚的时间才报警，的确会增加危及性命的风险。
话虽如此，家属没能立刻报警，结果造成严重事态的案例时有发生。
以上是我们对“延迟”报警的现实情况进行的分析。也许会有人觉得：“数据是不是太少了呢？”其实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要分析报警的时机究竟被延迟了多少，我们需要搜集更多的案例，以提升可信度。只有警方掌握了总体数据，但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的仅大阪府警等部分警方。
同时，对于认知症的理解也是因地而异。城市和农村可能就存在着不同的趋向，在失踪者死亡案例较少的地区，也许报警也更早。一般认为，报警越迟，失踪者死亡的风险越高，但是为明确这一结论，除了失踪者死亡的案例，还必须分析失踪者被平安找回的案例。可据我们所知，警方尚未能够进行如此详尽的分析。
报警的时间哪怕提前一小时，失踪者被平安找回的概率也能确实提高。
为了能更有效地传达这一讯息，警方、自治体等有关单位应尽快对已发生的案例进行彻底的分析。
资料：澎湃新闻
编辑：沈芸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