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崎修评价《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的时候说过：“这是最具丸山真男特色的作品”。
这本书执笔时间横跨近30年，篇目独立，主题所涉皆为从幕末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位学术研究者缜密分析能力，更能看见丸山真男身上的“战后知识分子精神气质”。
因此，想要了解丸山真男的思想，不妨就从这里开始。
本书自出版以来，被重磅书单关注，入选探照灯书评人好书8月十大非虚构翻译好书与《三联生活周刊》8月好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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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
丸山真男 著
路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是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生前亲自编纂的最后一部著作。丸山精心选取了从思想史角度切入分析日本近世近代转型期的6篇论文和2篇有关方法论的文章。最早的一篇问世于1949年，最晚的一篇发表于1977年，执笔时间横跨近30年。书中收录的论文都是独立的，但所涉的历史时期和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从幕末到近代国家形成期，面对日本卷入国际社会、向近代国家转型的状况，日本的各种认识主体在思想上是如何认识、如何应对的。
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
——西欧化与知识分子
文 / 丸山真男
当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这三位思想家的名字被放在一起，我们大概很难立刻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对这三位稍有了解的读者，甚至第一感觉是突兀。
这三位思想家不仅主要的活动领域不同，每个人的性格和生活态度都有着鲜明的区别。三人中任意拎出两位放在一起，反倒是对立面更为显眼。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稍作观察就能发现，他们所处时代的命运，在他们彼此的精神上安放了众多恐怕他们自身都未察觉的“内在回路”。
论及出身，福泽是丰前中津人，内村是上州高崎人，冈仓是越前福井人，三人均是德川御家门或谱代的藩士，与乘着变革巨浪而意气风发的萨长系人不同，他们或多或少都在维新的狂风恶浪中受到伤害。而且三人都是在大阪、江户、横滨等最早大规模受到“开国”冲击的都市里长大，少年时代就有机会习得出色的外语。
最终，内村和冈仓以娴熟的英语将“日本人”和“日本文明”介绍到西欧，福泽则反过来，将西欧文明的诸种范畴极为巧妙地导入日语的文脉，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无愧为欧洲与日本之间最优秀的文化架桥人。
再者，福泽终生坚持“布衣”主义，内村自敕语礼拜事件后，成了藩阀政府最尖锐的批判者。三人中离权力最近的冈仓天心，也最终以被东京美术学院放逐为契机，创立了日本最早的民间美术学院。
换言之，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中，始终伴随着某种使他们挣脱日本帝国正统范式的冲动，而这正是他们作为思想家的生命力之源。
就连在宗教观上截然相反的福泽与内村，在思想素养方面也共享着如弗朗索瓦·基佐和托马斯·巴克尔的文明史这样的重要公共资源。而冈仓与内村在学生时代接触的黑格尔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也形成了独特的“化合物”沉淀在他们的历史观中（尽管对它的活用方法有着莫大的差异），构成了他们的共通之处。
论及年龄，内村与冈仓相差一岁，福泽则比二人年长上二十五六岁。时值世界历史的舞台正在急剧转换的1870年前后，这一代沟本应为他们在接受“近代”的姿态上带来巨大差异。尽管如此，内村与冈仓也在成长中充分汲取了维新后的开明精神，他们在这个过程里积蓄的养分直至晚年也未曾枯竭。
对福泽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就内村而言，在他社会思想活动最为活跃的《万朝报》时期，曾说过“历史是人类进步的记录”，文明的进步与兴国同义（《兴国史谈》）等等。
甚至连自称保守主义者的天心，也高唱“明治活跃的个人主义”，怀抱着对开放文明的展望：“将来之日本非过去之日本。不同于三百年的锁国，如今的日本已成了世界运动之重镇。为了满足外国在贸易方面的要求，必须通晓其他国家的情况和生活方式，要与时俱进。若一味固守旧有的美术，难以在当下生存下去”。（在这里，浪漫的历史意识还未与自由进步的启蒙精神发生彻底的断绝。）
并且，这三人作为集国际教养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不甘心只做东西世界的启蒙架桥人，他们将自己对日本的使命与日本对世界的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了终生背负强烈“天职”意识的思想家。对“开国”的必然后果怀有的深刻危机感，和对日本与亚洲的独立与完整的深切渴望，构成了他们思想言论的主导动机。
被公认为西欧近代文明领航员的福泽，连他也曾说，“首先要确保日本的国家和人民的生存，然后才能谈文明的问题”（《文明论概略》第十章），并迎头抵制“天地之公道”和“便利”观念等世界主义式的归结，敢于赞同被他称为“偏颇心”的爱国心；以及在“比起冷淡的数理，形同儿戏”的“瘠我慢精神”中，找出国民独立的宝贵能量。
而天心则在对亚洲的个性与传统的热情讴歌中，贯彻着“美术乃天地共有，不该分东洋、西洋。宗派乃弊之家宅”（同前，鉴画会演讲），和“我们只有变得更普遍，才能变得更人性”的普世人类理念，在这一点上，恰好与福泽互为对照。
他们还异口同声地批判了维新后开化的肤浅的外在性。当然，他们拿“内在的文明精神”（福泽）或“自我内部的发现”（冈仓）与这种外在性进行对峙时，其间的内核并不完全一致；但例如福泽对“改革者流”的“轻信轻疑”的猛烈抨击（《劝学篇》第十五篇），与其他两人在论旨上形成了共振。
不过，在他们身上，日本对世界的自我主张，在另一方面又为世界中的日本这一意识所抑制。日本究竟要通过什么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贯穿于他们使命观的共同质问，也是“独立”理念的归结。这与后日国家主义者“自我增殖式的”皇国使命无疑形成了根本的对照。
福泽在对学问和教育的“启蒙”上，冈仓在对日本美术的振兴上，内村在基督教的“日本化”上，都各自寄托了祖国的未来，并为此倾尽全力。不过，福泽并不是“专业学者”，天心不只是“美术评论家”，内村也不是“宗教家”。不如说三人都是有意识地排除了狭隘的专业意识的文明批评家。
他们总是把学问、艺术、宗教等领域里的主题，置于更广泛的文化关联中加以把握，尤其把它们视为国民精神结构的问题，做深入考察。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强烈抵制各自领域里的因袭和形式主义，积极推进学问、艺术、宗教领域里的“改革”之路。
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