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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对人生的顿悟往往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这份顿悟陪伴着他的心灵、磨练着他的心性，让他安然地走完整个人生。
2011年，从党校回来后的邹碧华特别忙，院里的很多工作在推进，审判大楼的改造工程也在进行。东、西两幢辅楼已经完工，主楼的内部装修在紧张施工，几乎每天下班后，邹碧华都会和办公室主任曾俊怡、设计师一起去现场察看施工进度。
“考勤卡系统现在弄得怎么样了？”邹碧华一边低头看着工人在现场铺设电线，一边问曾俊怡。
“有难度，”曾俊怡咕哝了一句，“其他法院以前也有过试点，后来都推不下去了。”
“为什么？”
“法官们觉得自己是机关干部，每个月审案子讲指标，已经搞得像车间工人了，再弄张考勤卡就更像工人了，而且推考勤卡制度必须要有相应的后勤管理能力支撑，现在没有配套设施跟上，很难做。”曾俊怡大着胆子说。
“干部也是人，工厂里的工人也是人，为什么工人可以干部不可以？”邹碧华转过头，“机关里的身份难道就决定你这个人有特殊性了嘛！”
施工现场的人都愕然了，曾俊怡尴尬地站着，设计师一声不吭。
“一项制度的推进，包括改革，思维转变总是会有碰撞的，关键是在困难面前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你是要容忍残缺，还是要继续往前引领？”邹碧华扔下一句话，曾俊怡大气不敢喘，整个空气沉重得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自从邹碧华来到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长宁法院）后，电子台账、非审判岗位绩效考评体系、审判大楼建设、考勤制度改革、审判辅助流程改革，每一项都有邹碧华自己的思路，每一项都离不开大数据的信息化技术。
拿法庭的改造来说，以前上海长宁法院的法庭和调解室一共有33间，各庭室都有固定的几间，然后按照各自的审判工作排期使用。现在大楼重新改造设计，邹碧华要求曾俊怡对33间房的使用率、空置率进行调研计算，改造后的法庭和调解室一律实行集约化分配，由全院统一调度，书记员由书管办统一调度，避免出现忙闲不均、法庭空置的现象。
“你计算一下，一个案子大约要多少时间开庭。如果开庭时间延长，后面的案子进不了法庭，那就提供一个备用法庭。你设计一套管理系统。”邹碧华说。
这不就是精细化管理嘛！曾俊怡吸了一口气。如果按照邹碧华的这个设想，管理系统全部运行起来，法院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院了，它将用紧密衔接的信息化运作，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法院的未来是怎样的？法院的发展是怎样的？法院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样子？”邹碧华在设计讨论时不断地强调，从立案、开庭、判决、执行一直到文书归档，每增加一个管理配套设施，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流程再造，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
审判大楼改造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大楼外观要有现代感，内部要精致，色彩要柔和，体现司法文明与开放；立案大厅排队叫号系统要有全程记录和录音录像，接待人员所说的话、接待所用的时间全部进行数据化分析；审判业务庭的法官，每人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改变以往审书配合的工作模式，事务性工作由审判辅助人员完成，推行法官助理，配置法官辅助集群；推行“云计算”平台，将信息化管理运用到法院管理中……
那天晚上，曾俊怡回去得很晚。路上，邹碧华发来一条短信：“法官也好，裁判者也好，首先应该是制度的遵守者、表率者。制度出来了，让人们逐渐在执行中适应，然后把制度严格化，以后逐步成为注入生命的血液。如果都是随波逐流的话，有的东西是推不出来的。不竭的动力、发展的动力关键在于你的信心、你的观念、你的态度！”
曾俊怡低头看着短信，虽然被批评了一顿，但心里还是钦佩邹碧华的。这个院长不像有些领导，只要“太太平平过好、不出事情、数据指标过得去就行”，也不是那种“事情我已经干过了，做得成做不成听天由命”，他是属于只要朝前走一步、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干成的人。
“法官是法院的中心。”曾俊怡轻轻念了一句。是啊，以前只有一定级别的行政领导才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法官和书记员都挤在一起，现在院长把空间让给了法官，这不容易！
审判大楼的改造固然很难，但对于邹碧华而言，更难的是在部门推行非审判岗位绩效的考评体系。
自从邹碧华来到上海长宁法院后，他发现不少干警对院里的绩效评估结果不满意，比如院里评优时，一些表现不太好的人评估结果有时会跑在前面，而平时工作努力的人却因为某些指标出现失误落在了后面。
▲时任上海长宁法院院长的邹碧华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金文斌 摄）
邹碧华开始反思，现行的质量效率评估指标体系是否能够客观反映法官们的真实工作状况？
“我们应该借鉴企业管理的‘平衡记分卡’做法，重新拟定关键指标，实现考核标准的客观化，启动非审判岗位绩效评价体系。”邹碧华计划在综合部门通过测定各岗位工作时间，使所有人的工作实绩可量化、可视化。审判业务部门则通过确定各类案由的权重系数，准确反映承办法官的实际工作量，实现业绩考核和案件审判管理的标准化。一旦这两大块的岗位绩效考核标准确定下来，党组将把其运用到晋升和评优的考核中，这样就不会出现以往“干多干少都一样”“干好干坏都一样”的不公平局面。
法警大队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根据工作特点设计了一批指标，试行效果很好，驾驶员们一改以前“看见事情躲着走”的态度，大家都抢着活儿干。
邹碧华很满意，开始要求其他综合部门也推行非审判岗位绩效的考评体系，并提出了定人、定量、定岗、定责、定标准的“五定”原则。
此时，曾俊怡的“麻烦”来了——在他的部门里，没人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办公室的工作头绪多、事务繁杂，平时负责接待、会务安排、信息撰写、法宣报道，还有常规的财务、档案、技术、后勤保障等。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本来做得挺好的，给我提这么多要求干什么？”有些老资格的同志发飙了。
“你们不是一直和我说忙吗？那忙了些什么呢？拿出来啊，我们把工作量折算成具体的系数啊！”曾俊怡苦口婆心地说。
“他是办公室盖章的，你是档案室阅卷的，还有搞法宣写稿子、拍照片的，这工作量怎么等同法？你倒说说看！”
“我们可以把工作量折算成系数嘛！”
“那凭什么他的系数是1.1，我的系数只有1！”
翻天覆地的争吵让曾俊怡头痛欲裂，他心里很清楚，对于那些做事松散的人来说，搞系数考评就等于给自己加了个“紧箍咒”，谁喜欢自己被盯死？谁喜欢工作里的“水分”被“见光死”？
跟不上、不配合、懈怠、阻力，原本就不是非常精干的部门一下子矛盾百出，曾俊怡简直推不下去了。有人婉转地对他说：“办公室人员的现状就是这样了，能不出事、太太平平就可以了，没必要搞这些花头。”
就在曾俊怡焦头烂额的同时，那些庭长们管理的审判业务部门也出现了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权重系数的意义。
“为什么要弄这样一个系数？”
“用这么复杂的方式来计算绩效就科学了？”
邹碧华决定召开全院会议，统一全院干警的思想。
“……我们的考核评估制度仍然不够完善。我为什么说这句话？现在很多数据不够客观。就拿审判业绩档案来说，对不同类型的案件采取的是同一种统计标准，办理一起非常简单的电信费案件和办理一起极其复杂的破产案件，在统计结果上是完全相同的，复杂案件和简单案件没有办法折算，不同部门之间的案件也没有办法折算，到最后，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分数和别人一比，还不如人家高。我们一定要改变过去对法官办案指标‘以数取胜’的考核方法，我们要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给予不同的分值，完成案件权重设定。有问题是正常的，关键是想办法把它解决，把它平衡换算好，这些东西都要我们去思考。希望大家能同心协力做好这项改革！”
会后，案件权重系数的核算工作正式全面推开了。政治部在前期民事案由调研的基础上，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数据库中调取了上海长宁法院2009年至2010年间各类结案的审理天数、笔录页数、报告页数、开庭时间、法律文书校对时间等数据，针对十几万的数据进行校对，选取较为客观准确的数据，进行浩大的案件权重分析工程。邹碧华对考核制度的设计、项目的设定、权重的确定内容进行全程指导。很快，案件权重系数开始在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模拟运行。
2011年9月，在深圳工作的北大老同学赵新春到上海出差，约了邹碧华在酒店见面。
“15年没见啦！”邹碧华笑着握住赵新春的手，昔日在北大研究生宿舍里的一幕幕顿时浮现在眼前，往日的同学情怀油然升起，两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入座，交谈，整整一小时。
“我们这些人在当年都还算不错的，考上了北大，然后在社会上那么多年，经历了国家那么多事情，总算现在做得还算对得起自己。”赵新春喝了一口茶，“但我直到现在都很迷茫，人生的终极意义、价值到底是什么？你那么忙工作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邹碧华轻轻一笑，“人的归宿都是一样的，所以活着的时候，要坚信自己的‘本心’，按照自己原本光明的‘本心’去从事世间的事业，去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自己的人生便是光明的。”赵新春愣了一下，他吃惊地发现，眼前的老同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2012年3月，邹碧华又在上海长宁法院开始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政治部专门组织了法官助理专项培训，他进行了动员讲话。
“我们这次搞辅助人员配置方式改革，法官助理工作是核心，它是直接为法官减负的一项改革内容。
有一点我跟大家说明，一开始做这项改革肯定要折腾大家，因为改变固有习惯会付出代价，原来模式里的优势会随着改革而消失。实际上，改革无论事先怎么论证、怎么完善，在运作过程中肯定会碰到问题。
比如以前法官和书记员是一对一的关系，办任何事情总有一个书记员固定跟着法官，磨合到一定年限会形成一种和谐关系。改革一来，就会把这种关系打破，法官助理是几个法官共享的，不完全听命于一个法官。
另外，有了法官助理之后，法官和助理之间就是一个指导关系，法官不单单要把案子办好，还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学习以及身边的辅助人员，每个法官都有一个管理角色在里面。
所以，法官助理这项改革遇到的问题，我相信将远远超过执行流程改革，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努力克服这些困难，争取让改革走向成功……”
所有的人都在惊叹邹碧华的旺盛精力，绩效考核、案件权重、法官助理，一项项改革对法院来说都是“质”的变化，但邹碧华忙得不亦乐乎。
“邹院长，你怎么一直这样精神焕发啊？”
“因为我擅长自我激励啊！”邹碧华调皮地眨眨眼。
2013年底，邹碧华接到了一纸调令——他被任命为上海高院副院长。
“这里的一切都要和我无关了吗？”邹碧华一下子沉默了。
整整3天，他将院长办公室的物品全部整理出来，然后把自己关进了隔壁的一间空屋里，一声不吭。
整整4年半，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注入到上海长宁法院的每一天里，每间办公室、每个法庭、每级台阶，甚至每个走廊的天花板，他都走过、看过、丈量过。每个法官、每个书记员、每个工作人员，甚至保洁的阿姨、食堂的师傅，他都叫得出名字，知道他烦恼的是什么。法院大楼明年就可以竣工，法官助理刚刚起步，案件权重系数已经试点运行，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理想要实现，现在，他突然不是这里的院长了。
院长办公室已经腾出，新的院长马上就要来了。
“这一切都要离我而去了吗？我所在乎的一切就这样无法挽留了？”
突然，他顿悟了！——这么多年的奋斗，他始终在为一个“我”而奋斗，那个小小的自我非常投入，以至于越投入就越执着于“我”这个角色。现在调令来了，“我”突然不再是上海长宁法院院长了，“我”就非常痛苦。
“做事情要百分之百地投入，但还要百分之百地不执着于‘我’。做事情的当下放开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把‘我’脱离出来，这样事情就能做得更好，能量发挥得更大，做成的事情更有智慧！”一个声音在对邹碧华说。
邹碧华释然了，他终于发现了人生中更大的幸福——投入，但不执着。
“2009年重心下移，加强管理。2010年厘清思路，强化责任。2011年规范到位，稳步提升。2012年夯实基础，务求长效。”他看了看自己之前写在纸上的字，站起身来，走到房门前。
“嗒——”邹碧华打开了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来源｜天平文化月刊
作者：严剑漪
图片：严剑漪
责任编辑 | 邱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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