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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tern Festival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时期，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为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忘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我们以“红色起源”、“红色征程”、“红色基因”系列报道，面向社会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史，以及上海监狱艰苦创业史、改革创新发展史和红色精神传承史，讲好大墙故事，积极传播正能量。
旧提篮桥监狱曾囚禁过不少革命同志和共产党员，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监狱的牢房内组成了中共党支部，秘密地开展活动，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有的革命青年就是在旧提篮桥监狱的牢房内积极入党，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谢凡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传奇人物。
谢凡生(1912～1985) 原名谢名荣，贵州贵阳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贵阳工委书记、贵阳市救济院院长、贵阳市委常委等职。1932～1935年囚禁狱中，化名谢明远。
献身革命，拘捕入牢笼
谢凡生，1912年生于山城贵阳一个中医之家。1931年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专进修音乐。在学习期间，思想进步的谢凡生认识了贵州籍的老乡共产党员缪正伦和金啸远。共同的志向和经历，使这批贵州籍青年相聚在一起。不久，他们在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租用了一间房间，成立了抗日救国社团，开展革命活动。后来，谢凡生经缪正伦等人介绍，在工作中还认识了中共沪西党组织负责人曹荻秋。
1932年4月8日，谢凡生、金啸远等四人在戈登路住所被印度巡捕和“包打听”抓走，押入戈登路巡捕房，数日后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简称高二分院），因证据不足，高二分院没有对他们当庭宣判，暂时把谢凡生等作为未决犯的身份押入提篮桥监狱的“E”监。
5月中旬，高二分院引用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条款，对谢凡生等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在狱中，谢凡生向共产党员、又是同乡人的金啸远再次提出里入党的请求，并请求党组织分配工作任务，以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隔了没多久，曹荻秋兄弟俩被捕，也囚禁在提篮桥监狱内的“LM监”的5楼，与谢凡生等人同押一个监楼，同一楼层。曹荻秋当时没有暴露其真实身份，化名张云卿，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与狱中被押的中共党员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在铁窗下开展活动。
特殊“熔炉”，锤炼始成钢
“LM”监的5楼，20世纪30年代初期集中关押政治犯。他们利用放风时间，传递消息，开展活动。
在狱内放风时谢凡生经常故意造成秩序混乱，便于政治犯和犯人中的党支部成员互通消息，分析形势研究活动对策。为此，谢凡生成了印度看守眼里一个捣蛋的犯人，经常遭到打骂训斥。
由于捕前参加游行时曾被外国巡捕打伤过左手，狱中放风时又被多次打伤，老伤加新伤复发了。左膝盖也因多次被印度看守拳打脚踢受了伤，上下楼梯都感到困难。那年冬天，谢凡生左手中指开始溃烂，左膝关节肿得像个大馒头，左腿已经穿不进裤筒，右膝也屈伸不便，走路一颤一拐的。尽管如此，谢凡生坚决服从党组织安排，宁可自己皮肉受痛苦，也要为狱中革命同志的活动创造时间和条件。
1933年初，谢提出的入党要求得到了狱中党支部的批准，金啸远带着谢凡生在一同拘押的牢房里进行了入党宣誓。那里，既没有庄严的仪式，也没有鲜红的党旗，在狭小空间里，谢凡生走进了宽大的世界，步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行列。谢凡生的心潮如黄浦江水一样，久久不能平静……
遭受劫难，意志坚如钢
一天，两个印度看守把谢凡生移押到监狱的禁闭室。禁闭室的牢房，除了铁门以外，还多加了两扇厚厚的木门，牢房顶部又多了一个窗洞，夏天闷热难忍，冬天寒冷刺骨，大家称它为“风波亭”。
在此环境下一个健康的人也要被折磨成病，更何况一个左腿已腐坏，左手已流脓的病人？面壁而坐的谢凡生就默默地哼唱《国际歌》、《马赛曲》和《苏武牧羊》，他的音乐细胞在黑牢里苦涩蠕动，他的文艺天赋在监狱获得深情发挥，谢凡生用音乐来消磨时间，反抗孤寂。
一个阴冷的早晨，狱方又一次整治谢凡生，印度看守开了门锁，两个外役犯冲进牢房，用栽赃的办法先把当时监狱里的违禁品——“板烟”放在便桶下，事后又当场在其便桶下搜到了板烟。狱方就以此为借口罚处谢凡生三天吊铐，没到三天，谢凡生就昏死过去……
死里逃生，几度风雨中
当谢凡生苏醒过来时，他已经躺在监狱医院。这是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谢凡生的胞妹谢光琪奔走下才获得的一线生机。但病情并未好转。他的左膝关节肿得像一个人头，膝关节以下却枯萎得像一根干柴；左手中指溃烂得像一只剥了皮的死老鼠，既肿又臭。同时他的右腿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1933年8月，谢凡生从提篮桥监狱获准保外，送到海格路（今华山路）上的红十字总医院。住院中，谢高位截去了左腿和左手中指，右腿得到了挽救。
这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发出了对谢凡生重新收监的传票。谢凡生不得不匆匆离开医院，他在组织的帮助下，经常调换住处，或朋友家，或旅馆，或浴室。不久，警务处又发出了对谢凡生的通缉令。在此紧急情况下，组织上又把谢凡生男扮女装，化妆成一个临产的孕妇，把他送进产院，后来又被转移到一个日本友人家里……
1934年9月的一个深夜，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一个拄着拐杖的独腿男青年，被人搀扶着走进了长江轮船的客舱，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轮船离开码头，谢凡生终于逃脱了上海“警方”的追捕，他乘船到达重庆后，又辗转回到故乡贵阳。此后，他又拖着病腿，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
“故地”重游，感慨颂党恩
1981年10月，谢凡生来到上海，慎重地向中共上海市委有关部门提出：我是1932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后被反动派判刑押入提篮桥监狱的，1933年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恳切希望批准我去提篮桥监狱参观，了却我多年的愿望……谢凡生这个特别的要求很快获得批准。
一个金色的秋天，谢凡生等人来到监狱参观访问，受到时任监狱长李仁堂等人热情接待。谢凡生回想昔日曾被关押过的监狱，看到如今狱内整洁的监舍，葱茏的绿叶，感慨万千；狱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勾起他思绪的彩线。事后他在一篇“参观杂感”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我用第二故乡来比喻上海，一点也不过分，上海这个地方，他在我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70年前我在贵阳获得了生命，50年前我在上海获得了政治生命，为我塑造了革命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