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不可及的梦想：
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
作者：【美】詹姆斯·H·米特尔曼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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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对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遥不可及的梦想》回应这个问题，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今大学在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同时，正冒着危险偏离其培养公民、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保障学术自由的核心使命。在提升国家和全球形象的竞争中，大学正在接受一种新形式的功利主义，一种偏重市场力量而非学术价值的功利主义。本书作者詹姆斯·H·米特尔曼为此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建议，比当今普遍存在的不现实的全球化措施更为实用，以帮助不同类型的大学都能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蓬勃发展。
作者简介
詹姆斯·H·米特尔曼，美利坚大学杰出学者和名誉教授，国际研究协会2010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杰出学者奖的获得者，赫尔辛基高级研究学院的荣誉研究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发展和政治经济学。曾任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教授和院长、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今科贝尔学院）教授和院长。曾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还曾在日本、乌干达、莫桑比克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精彩书摘
认证机构和排名机构（节选）
认证是为了保护学生的权利和服务公众利益。这一机制是为了提高高等教育水平而发展起来的。在许多国家，一所大学或项目申请官方批准，如果符合要求，则会获得全面或临时认证；如果不符合，则会收到建议或改进要求。对于不满足认证要求或压根不去申请认证的机构，后果包括失去某些类型的资助资格以及引起潜在申请者的顾虑。为了满足认证机构的要求，大学必须提供若干文件，通常包括说明学习目标和结果的教学大纲等。管理人员或政府对认证活动设定了标准格式，所列目标和结果清单可以作为学校招聘和评估教师的标准。据古斯塔弗森的副院长A.R.埃兰戈说，双重认证标志着“你是数一数二的，你进入了顶级联盟。”由于这种被认可的标志，“我们发现我们聘请教师和吸引学生的能力显著提升。”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汤姆·斯科特补充道，认证过程“要求自律，会避免你对自己的使命变得倦怠”。
然而，认证工作是有争议的，因为认证对一部分实践内容进行了规范，但对其他方面却未做要求。认证机构表示，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保证廉洁诚信，在确保高等教育机构向公众提供的项目和服务信息准确的基础上进行评估，并加强了对外部组织的问责。认证机构认为，政府加强对认证范围的监管限制了学术领域自身的规范，并威胁到高等教育的知识独立性。但批评人士声称，认证工作对需要认证委员会印章的机构强加了硬性规定。怀疑论者也表示，传统的标准（例如任期的审查）阻碍了创新，尤其是当技术和其他形式的创新为大学变革和非传统教育供应商提供了机会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认证机构被视为强有力的守门员，维护其作为监管部门的角色，以袒护法律教育、医药和工程等领域的既得利益。
认证机构本身的成本可能是昂贵的，满足其标准和程序的步骤也是如此：自我研究、专家团队反复进行实地考察、其他同行评审方法和行动信函。认证职能可以对大学图书馆的评价、全职教师的比例和研究能力作出规定。那么谁来支付认证和满足其标准的费用呢？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地区。认证工作可能需要政府资助、向大学收费以及增加学生学费。
于是出现了一大堆问题。从学术自由的角度衡量，认证工作在何种程度上被认定为政府程序或非政府程序？谁来评估认证机构？如果有必要，谁来对认证机构进行改革？认证的程序和报告是否足够透明？虽然认证主要由地区、国家和规划机构在护理或商业等特定领域实施，但谁有权评估大学海外活动的表现？而且，鉴于有时受援国和援助国之间巨大的文化、法律和政治差异，要根据谁的卓越标准来衡量？在不同的环境中，监管机构是否将标准理解为定义绩效的数据和准则的使用，还是理解为一项民主程序？在判断教育优劣时，国际标准和地方准则如何平衡？越来越多的认证机构必须关注大学的跨境行动，但谁来对此负责？鉴于人们越来越关注“招生磨坊”（recruitment mills，招收尽可能多的学生，而不考虑学生的能力和取得成功的可能）、外国“文凭工厂”（degree mills，出售假冒的“羊皮纸”学位）、认证磨坊（出售欺诈性的认证资格）以及不择手段的营利性供应商（未经国家机构的认可），认证的可信度尤其令人担忧。
在某些方面，比较大学表现的数值数据可能是有益的。这些数据传递了有用的信息，促进学者改进他们的实践，培养更强的责任感。排名还有助于加强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并帮助区分他们。
简单来说，排名活动是大学管理和营销的重要工具。全球排名有助于标准的去国家化。通过将哈佛、剑桥、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学院或其他精英大学认定为黄金标准，这些排名系统正在对知识管理进行排序和去环境化（decontextualize）。模仿符合世界排名标准的策略的风险在于一种群体思维模式，即一种塑造大学宗旨的全球化模型。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和欧元区衰退（波及到了其他地区）后，紧缩政策加剧了群体思维的危险。对于大学来说，这些衰退是在多年来普遍采用改良派的思想和政策之后出现的。
的确，大学的领导者们经常会批判大学排名。他们列举了排名在方法上的缺陷和指标上的不靠谱。应该考虑哪些因素？研究、声誉、教学、流动性或其他？要测量哪几种？该如何量化？但大学的领导者们仍然坚持把这些记分卡转变为目标，用于他们机构的管理。他们继续援引全球排名来动员教职员工。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任和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念才证实，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推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随后，刘念才教授及其同事们推出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便更好地将上海交通大学与竞争对手学校进行比较。我们在上海交流时，他指出，参与排名工作的学者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领域的教授，他们把开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系统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方面，排名没有来自政府或私营企业的外部资助作者与刘念才教授的讨论内容。他们使用汤森路透和其他来源发布的第三方数据集（非大学自己提供的统计数据），旨在衡量可量化的内容——主要是研究产出，而不是教学或服务。
但是，排名机构无法衡量和比较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品格、求知欲和对学习的热爱。高等教育机构在这些使命导向问题上表现的这种复杂性，目前还没有办法通过量化排名来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间滞后的影响。而且看起来，包括任何一所大学将自己与竞争对手进行排名比较，多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这就让我们在排名竞争中面临着高风险，而且也关涉谁有资格担任“记分员”的问题。
从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来看，排名系统给学校带来的潜在回报或损失都很明显。大学管理者用排名指标来更新学校的使命宣言、筹集资金、分配资源，并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措施。学生及其家庭在决定申请哪所大学时，排名也会为他们提供指导。85%的国际学生表示，全球排名和声誉是他们选择的关键因素，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示全球排名和声誉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此外，在全球排名顶层梯队的争夺赛中，流动性是有限的。年复一年，出现在顶层梯队的大多数大学几乎是固定的那几所精英大学。此外，全球排名几乎只关注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而无视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安德烈斯·拉瓦格斯为欧洲大学协会提供的报告，主要的全球排名为世界范围内约1.7万所大学中的700~1000所大学提供了可靠数据。大学的类别和标准成为对其实施奖励或惩罚的依据，排名机构藉此成为权力的掮客。他们请求允许对大学进行重新定位并参与其中，进一步扩大了竞争的标准。泰罗·埃尔基莱（和奥西·皮隆内精辟地道出：“竞争的意识形态孕育了排名，而排名则为竞争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撑，排名压力通过对最佳实践的扈从，对不一致行为的有效惩罚以及对量化结果的关注来引导院校对其标准的顺从。将大学局限在量化的语言上是对其宗旨的束缚。从根本上讲，无价的社会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是绝不能用数字来衡量的。
资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