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行东街村的黄昏
两个张医生
如果没有小戴带路，我断然是要迷失在这条巷子里了。
这里是杨行东街，宝山最后的城中村之一。盘综错杂的电线网，斑驳的砖墙，凋敝的门窗随处可见。
仿佛是在打捞一条历史的沉船，越往深处，越透出真实的光亮来。巷子好像也没有那么逼仄了，屋子里的阿婶阿叔纷纷探出头看，或是凑过来问上几句。
得知我们要采访东街上的张医生，大家纷纷把手指向４０号，说张医生就在里面看病人。
张炳辰医生难道不是过世很多年啦？我疑惑地问戴泽杨。
不，那是我六叔公，阿六弟，小戴说。张炳辰是我太外公。
走进“阿六弟”的诊所，眼见他正耐心给一个老妈妈说药方。旁边还坐着两个二十来岁的小姐姐，听闻这里有个看妇科特别厉害的老中医张医生，从闵行远道而来。
仔细端详，张医生挺面熟，一经聊天才知道，原来他曾在我家附近的友谊街道医院做过近２０年的全科医生。因为医术好人又和顺，当时在友谊社区小有名气。从那里正式退休以后，他把自家的客厅索性改成了“诊所”，继续发挥余热。四面墙只是用水泥造平，挂上天南海北来的病人送的锦旗，便是所有的“装潢”了。
我在这里行医，就是对我父亲最好的传承。“阿六弟”说。
从“德正”到“炳辰”
我父亲一辈子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助人为乐，与人为善。
在离诊所50米左右，成善街93号七妹妹家里， “阿六弟”与我们说起了父亲的往昔。
“ 我的父亲叫张炳辰，原名叫张德正。封建家庭大家分割时，后辈对长辈比较孝敬，我爷爷自己创业奋发，自己经商做做小生意。后来开了酒作坊，慢慢初具规模， 有点钱开始买田买地了。我爷爷呢发现在所有行业里医道是行善的，解救劳苦大众的，又不是重体力活，又能赚钱，就（让儿子）去行医。”
恩师，中医名家陆渊雷
1929年，陆渊雷、徐衡之、章次公等医学名家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以“发皇古义，融合新知”为办学宗旨，率先于教育计划中列入理化、解剖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张德正作为当时第一批入学国医学院的学生，可以说是最早接触到中西医结合理念的一批先行者。
因为学思聪颖又勤勉刻苦，他深得导师器重。陆渊雷为其改名张炳辰， 炳为火焰，明朗昭彰；辰为星辰，长空闪耀，即认定他日后必成大器，能以医行道，做出些匡扶济世的大作为来。
“读书出来呢有了理论知识，实践知识没有，那个时候呢封建社会有中医门道的人家都是传子不传婿，有本事只传给自己人。但我爹就认识了济空药房里一个老药工， 跟他聊天， 帮他贴膏药做草药做‘小三子’啦，老药工被他感动了，觉得他有求知欲望，人又刻苦淳朴，就把怎么用药怎么配药，一点一点地说给他听。”
杨行东街村成善93号的两层楼房，是原先张炳辰经营“张万生药店”所在处。
学成回乡以后， 张炳辰在老街开起了诊所，因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远近闻名。
当时杨行有要几个有名的医生专门在这里看病，小毛小病都交给我爹来看。有些人家贫穷根本没有钱 ，这些人就推脱给我爸，张炳辰这里看。那个时候都是霍乱疟疾伤寒这些传染病，这些穷苦劳作的病。但我爸说，我是潜心研究医学，不管有没有钱我都要给他们看。
然而，“八一三”淞沪抗战失利以后，作为主战场之一的杨行沦陷，三里长街成为一片废墟，村民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医者仁心，眼见着百姓深陷疾苦，张炳辰无时不刻在郁闷和痛苦中煎熬，也对中国的命运感到渺茫。
我父亲的表哥叫李奇章，顾村乡扈家庄的，他那个时候就参加地下党了。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德章都是地下党的。他们的一个首脑叫杨德仙，后来改名叫杨逸，她们在藻北小学这里办了一个小学在里面教书，知道我爸在此地有民众威望，而且（思想）民主开放，就来找他。
当时杨行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核心人物杨逸在藻北小学
1942年底，敌伪政权决定以蕰藻浜为界，发动全面“清乡”。一方面搜捕抗日人士，另一方面进行经济封锁，不准粮食运进市区，也限制工业品进入农村，同时强行向商界和农户收取清乡税。民不聊生之时，张炳辰医生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杨行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接到上级指示，希望趁杨行镇镇长缺额之机，安排一位我党的人出任镇长，建立“两面政权”，使杨行镇的政权表面上属伪宝山公署领导，实质上为我党服务。当时提出几个候选人，经上级审查并权衡利弊，最终确认张炳辰先生为最佳人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野蛮“清乡”运动
1943年敌营房突然起火，伪区公署署长怀疑是共产党所为，下令对杨行地区进行重点侦查，凡没有“良民证”者一律拘捕严审。陆亚雄、李奇章事先得到风声，张炳辰就迅速采取措施，为在宝山境内的外来革命同志一一办理了“良民证”，避开了敌伪的搜捕，保护了革命力量。
要是这个交通员（联络员）身份职位比较高一点，我爸爸就亲自送他们过哨所，那么盘查的保安队看到我爸爸张炳辰，哦张先生来了就放行了，就不查了。
当时，宝山境内设有三个检问所：顾村的塘桥，杨行的季家桥，宝杨路口的三观堂。其中，季家桥检问所实际控制在我党手中。一些伪职人员在杨逸同志等启发教育下，根本不按伪政权的规定去检查限制货物通行，只要避开日本兵，一批批市区居民可以带着大米顺利通过季家桥检问所，同时，我地下工作人员也可以从这里自由进出。敌人苦心经营的封锁线，事实上成了“聋子的耳朵”。
“他经营的药店实际上当时就成了地下党活动据点，实际上就是一个联络站。他药店里的几个伙计，一个是沈铭章，一个叫汪洪昌，一个叫金进， 这几个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去了。”
田赋税是一项数额很大的税收。张炳辰任职两年期间，基本上没有向一般农民征收，只是让成善堂集体性公田和 30多户地主缴纳，因而数额远远达不到敌伪的要求，即使扣除地方按比例应得数，还是相差较大。最后还是由张炳辰私人垫付40多石大米才算了事。
除了田赋税，当时还有名目繁多的工商税、保安税、保甲费。面对这么多的税种，张炳辰煞费脑筋。不收呢，伪政权、土匪游击队、忠义救国军不放过他；如按户去收呢，势必让乡亲们雪上加霜。为了对付这些税收，张炳辰常常遭受上面派下来的伪职人员的训斥、谩骂、威胁，最后往往不得不自己掏钱宴请，以堵住奸人的嘴。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炳辰身为伪镇长，对伪区公署下达的各项任务，一贯采取拖、顶、赖的办法，而且，由他经营的药店、商店人员往来频繁，引起了敌特分子的注意。有一次，从嘉定来了一批日本宪兵，在汉奸王逸贞家里休息时，透露出要逮捕张炳辰的消息。商人黄启昌立即冒险赶到张万生药店通风报信。张炳辰前脚刚走，日本宪兵后脚赶到。敌人不问青红皂白，把留在店里的沈铭章押解到王逸贞家审讯。
这黄家有个亲戚，跟地下党也有关系，晓得了这个消息就给我爸通风报信，我爸就逃掉了，捉去的话这条命就没了。后来我月浦有个孃孃（婶婶），认识虹口日本宪兵所的一个翻译官，我们塞了三根金条送掉点东西以后，才把这件事情给了掉了，要不然连我也没有了……”
永远的东街
张炳辰与夫人合影
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政反肃反、三反五反、 包括后面土地革命我父亲都是坚决参加相应党的号召，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将自己开的药店包括他的资产全部贡献给了国家，自己一分也没有留。医药界呢要举办联合诊所，我父亲就联合几位杨行地区有本事的医生举办联合诊所，解决当时地方上穷人看病的问题。
杨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身，即1952年创办的宝山县城厢区联合诊所，由张炳辰医生家宅改造， 张炳辰任常务副院长。
行善，积德，待人要和气，张炳辰总说，人家待你好你要待别人好，哪怕别人对你不好，你也还是要对别人好。他不仅这样做了，还做了一辈子。他几乎把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都给了东街百姓。临走时家图四壁，但子女们却毫不怨恨他，想起爸爸，心里满是他温柔的样子。
“我爸爸脾气好了不得了，我们都像他，我们兄弟姐妹多有时候吵架了，爸爸就像这样拍一拍手，就算火气很大了，从来不骂我们的，或者吃饭拿筷子冲一冲，我们就吓的都不说话了，知道爸爸生气了，知道自己犯错了。”
张炳辰育有十个儿女， 唯一的全家福，摄于1985年
他走的那一天，所有的街坊邻居都自发来送他，细窄的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望不到头。
“我们一有什么不舒服么要找张医生了……”
“他人也非常忠厚……”
“他有威望的，谁家来找他，自行车骑过来然后他就过去了……”
“有一次我肚子痛张医生一看哦哟这个小姑娘阑尾炎了， 我也真的是佩服他他怎么一搭脉就能知道的……”
“我就记得我们丈人老头看到穷人都是先看病，再收钱，实在没有钱，就算了算了……”
二十九年过去了，东街的人们还会绘声绘色地说起有关张炳辰和他的家人的故事，仿佛他从未离开过。
远处的吊车和打桩机时常在提醒这小巷里的人们，不久的将来，这里的一切都会消失在新城改造的洪流中。
不舍得是肯定的，但搬去了新房子，生活条件好了总是好事，这里的老妈妈们倒是沉着大于伤感。要是张医生也能看见就好了，她们说，他一辈子没享过福，光顾着对别人好了。
书本来源：《宝山史志》
资料由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主创人员：马萧 龚春平 冯妍青
编辑：余婧瑶
监制：潘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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