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的打字机、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章、部分文章手稿……
80余张图片，30余件实物，既展示了谢希德的成长历程，又呈现出她作为人民教师、物理学家、复旦大学校长、社会活动家等在育人、治学、治校及推动社会发展、中美关系发展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3月19日是知名物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谢希德先生百岁诞辰。在复旦大学，《挚爱·至德——谢希德百年诞辰纪念展》拉开帷幕，纪念谢希德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也同期举行。
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无数关于谢希德的回忆，让人动容。
打出无数推荐信的打字机
谢希德是新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奠基人，在科学、教育、中外交流、妇女工作等领域都有重要贡献。
此次展览中首度公开的多件实物展品，记录着谢先生丰沛的生命，也承载着许多人沉沉的思念。展览分为“听鸡啼、早早起”“五星红旗唤我回国”“半导体之母”“旦复旦兮”“Madam Xie”“以她之名”“爱”等多个部分。
展览现场，玻璃陈列柜中一件件珍贵展品，却有一样不是展品的展品，没有玻璃柜，却格外醒目。那是一台打字机。旁边的文字说明：面对学生工作，谢希德总是倾其所能亲力亲为。她为学生写推荐信从不让人代笔，并告诫出国求学的学生要早日归来。
据统计，在她当校长的几年里，平均三天就要写一封推荐信，每年要送走一百多位学生。而打字机便是谢希德为学生写各类推荐信时使用最多的工具。
“正是带着谢校长的推荐信，我得以走向世界舞台。现在想想，好像手上还有校长的余温。”2016年，朱民结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职后，谢绝了一系列国际金融组织的邀请，毅然回到国内，“因为我不能辜负谢校长的厚爱”。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资剑心里，永远记得一桩事：1994年底，他从德国回来后，想申请基金开启科研生涯，谢希德爽快地答应为他写推荐信。不料，谢先生的爱人曹天钦去世。资剑请先生不要写了，找其他老师写，或者自己写个初稿，先生改改再签个名。没想到在曹先生追悼会次日，谢希德就把推荐信给了资剑，满满几页，全是手写的，她说“我亲自写对你更有帮助”。资剑说：“先生在巨大的悲痛中为我写这封推荐信，我没齿难忘。”
把病房变成办公室和会议室
3月19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很多和谢希德有过交集的后辈们聚拢在一起。有人拄着拐杖，有人坐着轮椅，有人带来了昔日谢先生亲笔写的书信，有人精心准备了发言稿……春雨淅淅沥沥，伴随着人们的回忆、述说，谢希德先生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在众多后辈的眼中，谢希德的名字代表着伟大，但一些年逾八旬的老教授们也会娓娓道来：“她呀，是亲近到可以让青年教师和学生随时敲开办公室的门去交心的人”；在同行的眼中，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个准确把握科学和教育发展大势的战略型科学家，而在儿子曹惟正的眼中，“她永远是我的妈妈，是最温柔的妈妈”。
撰文忆谢希德，著名物理学家沈元壤这样说：“她艰难而又灿烂的一生，为国家为社会无私奉献，广交天下，为人不为己，她的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永远是大家心中可望而不可即的模范。”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的家离谢希德的家很近。在她的印象中，每天早上六点半，她总能准时在候车点看到老校长的身影。“印象中，谢先生总离不开一身得体的西装，胸前始终系着一根飘逸的丝巾，尽管穿着朴素，但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在校车上，大家都赶着坐在谢希德的身旁，借着搭车的工夫求教一番。碰上谢希德不搭校车的那天，连校车司机都直叹“没劲”！
“平时生活中，谢先生非常端庄、稳重、平和、宽容，但遇上工作，她却只争朝夕。”叶令是谢希德的学生，也是同事。1978年她从仪表局的一家工厂调回复旦工作，就职于表面物理研究室理论组。一方面离开专业好些年了，另一方面自己又并非半导体物理专业出身，这让叶令感到胆怯，有点放不开。得知她的困难，谢希德立刻开出一张书单给她查缺补漏，勉励她“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当时数学系的计算机条件较差，计算一个小分子就要花一个通宵，但谢希德从不气馁，鼓励她“你有多少条件做多少事，这个方向吃准了，你就着手做”。
谢希德的 “拼命”众所周知。1966年，谢希德曾罹患癌症。焦扬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去华东医院探望谢希德，谢希德简直将病房变成了另一个办公室和会议室，病床边围满了前来求教的老师和学生。
“再过五十年，亲身跟谢先生接触过的人也不在了，但是谢先生还在那里。”
这些年，很多人怀念先生，说她的魅力不仅来源于其矢志不渝的人生信念，以及她一生靠自己体弱多病的身体而做出的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更来源于她对人、对事、对生活的极其真挚的朴实无华的平常心，来源于她德高望重又始终坦然拥有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有人曾问谢希德，对于回国的决定是否后悔，她都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后悔，因为我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