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谈关于《史记》的阅读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文学家鲁迅先生这一对《史记》的评价，似乎早已成为定谳。这部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撰述的纪传体通史，无论在史学领域，还是在文学创作中，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却慢慢走偏。一方面人们愈发强调《史记》尤其是列传部分在文学上的成就与意义，另一方面，史学研究中《史记》的地位却逐渐边缘暧昧。学者们往往通过不同文本之间的互证，寻找《史记》中的错误，而对于《史记》本身的史料价值却相对比较忽视。于是就发生了针对《史记》的细读课程，往往开设在中文系，而非历史系的古怪现象。
《史记》
2020年11月21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做客新华·知本读书会，通过有趣的语言与生动的讲述方式，带领读者重回《史记》撰写与流传的历史现场，重新理解司马迁与《史记》——“被拔高的作家和被贬低的史书”。在陈老师看来，当我们因循成说，认为《史记》同时是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名著时，就已经在其中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如果司马迁是一位文学家，而《史记》是一部经典的文学名著，那么司马迁在创作的过程中，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就不是第一位的，因此也就损害了《史记》的史学性”。甚至可以说，《史记》的文学性越强，其历史性就越弱。要理解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乃至揭橥《史记》作为史书的本来面目，在陈老师看来，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司马迁其人，以及他之所以撰写《史记》的原因。
陈正宏老师在新华·知本读书会上的演讲
司马迁一生中曾担任过三个职位，即郎中、太史令与中书令。这三个官职大小有别，文武不同，但在陈正宏老师看来都对其《史记》的撰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郎中，实际就是汉武帝身边的低级侍卫，使得司马迁有了亲近汉武帝的机会；其次是太史令，该职位并非史官，而是主管天文历法，同时兼管朝廷的文书档案，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接触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最后是中书令，也就是汉武帝的机要秘书长，这一高级职位使得经历了李陵事件的司马迁，有机会完成自己念念不忘的《太史公书》。在陈正宏老师看来，这样一系列的身份变化，尤其是承担太史令这一科学工作组织者的身份，使得司马迁所书写的《史记》，在结构上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十二本纪”的十二代表地支，“十表”的十代表天干，二者共同构成《史记》的时间纬度；“八书”的八代表了四面八方，象征着空间的延展；“三十世家”对应着司马迁“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一语，象征着天地之间的勾连；而“七十列传”，则选取了先秦秦汉时代反复出现的数字，来代表众生。
“司马迁可能没有研究大数据，但科学工作组织者的身份，确实使他对数字十分敏感。要在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篇幅中，将古代三千多年的历史说清楚，必须要在史传的书写中建立起一种精密的架构。”这种整体性，在陈正宏老师看来，也破解了人们对于司马迁作家身份的两种误解。一种认为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年代，文史还未分家，因此在司马迁撰述中既有真实记录的部分，也有他自己虚构加工的成分；另一种则认为，《史记》中的本纪、表、书，与列传不同，前者是史家写作，而后者则是作家的创作。而一旦我们注意到司马迁为精确记录历史所构建的严谨结构之后，以上两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实际在《史记》中，司马迁也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史学工作方法，一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再则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三是“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也就是收集西汉存世的各种文献资料，对其中无法统一的地方进行整理甚至保留不同的记录，而非创作。
司马迁像，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
在此基础上，陈正宏老师提出文献之间是有层次性的。近现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往往过于重视出土的文献，而轻视了传世文献的价值。在史学的研究中，地方出土的文献资料当然有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重大价值，但是这些异说的发现并不必然影响像《史记》那样的一流名著的史学价值，因为相比于后世人们发掘的只言片语，显然身处历史现场，掌握着众多第一手资料的司马迁所记录下来的内容，文献等级更高。这一点也从历史上众多史学家对于《史记》史学价值的推重可以看出。刘向、扬雄二人，皆为西汉时人，也都是博览群书的大学问家，成书于东汉的《汉书》虽然对司马迁本人的价值观有诸多批评，但在《司马迁传》中，对于《史记》的史学价值，也十分肯定，记录了刘、扬二人对于司马迁的评价，认为他“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与司马迁撰述时间相近的人，都肯定了《史记》的史学价值。
由《汉书》开始，作为史书的《史记》进入了漫长的价值波动的过程，唐代的刘知幾，宋代的欧阳修、郑樵，历朝历代的史学家都对《史记》发表的不同的看法，或批评其体例，或认为其在史料上不加选择。延至明清，《史记》作为史书的价值，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已经被完全忽视了，不少文献学的大家都对《史记》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批评，甚至有“八书皆赝鼎”的说法，认为流传中的《史记》有部分篇章并非司马迁原本所有，而是后人根据《汉书》抄纂的结果。虽然这种说法很快受到了驳斥，但仍旧对《史记》的传播与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现代学术研究影响深远的梁启超先生就在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认为《史记》中有“全篇可疑者“，即”今本《史记》中多有与《汉书》略同，而玩其文意，乃似《史记》割裂《汉书》，非《汉书》删去《史记》者”，因此“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惟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
在陈正宏老师看来，正是这样的认识，使得后代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表面上对《史记》十分推崇，在实际研究中，却往往绕着走。这样的做法，在陈老师看来，显然有因噎废食之嫌。一方面，《史记》在成书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受重视，虽有篇章的缺失，但受到篡改机会并不多；另一方面，今天流传的《史记》中保留了大量反对王权的内容，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史记》在流传过程中，并未遭受严重的删改。基于《史记》所写西汉部分是汉代的第一手资料，西汉以前的部分虽是编纂之前的有关文献，但因时间久远，不少原始文献已经佚失，即使文献尚存也有版本差异，陈正宏老师认为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件事的叙述，《史记》所载价值不应低于其他文献资料。同时因为司马迁综合整理了当时的文献中的各种说法，而未对其大幅度修改，研读《史记》甚至就有了以一当百的效果。
从对《史记》史书价值的讨论展开去，陈老师将讲座的话题进一步延伸，指出当代人读古书的方法其实是有可商榷之处的。譬如很多人因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错以为《史记》中的内容都是创作。殊不知，这一家之言，并不是只一方面的见解，而是“诸子百家中的别一家”。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为同时代学者梁玉绳著《史记志疑》所撰序中说：“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这段话正点名了《史记》在古代学术版图上的综合性特征，按照传统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来说，就是《史记》是一部兼跨经、史、子三部的著作。从史部而言，他是开创性的，而后来班固等编《汉书》，只是在他的基础上，有所修改，因此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史家之宗”。
而那些为现代人所诟病的历史中的细节，被认为是司马迁依想象创作的实证，这一点在陈老师看来，也是以现代的著述概念，生搬硬套在古人身上。这些细节实际展现的，是“《史记》描述历史时的层次感”，并非文学创作的专利。那些生动的对白与心理描写，反而应该是《史记》超越后代干巴巴的史传资料，而深入到人的具体活动，力求真确地反映非抽象的人性的体现。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司马迁用尽毕生心血，编写出了一部让每一个人都能读懂的史书，而这样的人文意义，至今仍在召唤我们去翻开这样一部经典著作。
来源：书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