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字数：2290字
阅读时间：约6分钟
《领选日记》
金允植 撰；王鑫磊 整理
2020年7月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简介：1881年11月17日—1882年12月9日，朝鲜官员金允植作为“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38名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团体，出发前往中国天津，进入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在学习活动开展的同时，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领选日记》作为更原始的日记手稿，对于天津领选的这段历史，留下了十分详尽的记载。本书稿即以《领选日记》为工作底本，辅以《阴晴史》及《天津谈草》两种文献，整理校对而成。
整理者介绍：王鑫磊，男，1981年生，上海嘉定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亚史、中韩关系史、韩国汉文文献等。著有《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
目录
向上滑动阅览
总序
整理凡例
前言
上之十八年 大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闰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月
十二月
上之十九年 大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上之二十年 大清光绪九年癸未（1883）
正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附录 天津奉使缘起
前言（节选）
1881 年 11 月 17 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李朝朝政府以官员金允植为“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学徒和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出发前往中国天津。该使团于 1882年 1 月 25 日（农历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六日）抵达天津。其后，工匠和学徒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该次学徒工匠的选拔派遣，是李朝朝鲜在高宗李熙（1852—1919）执政时期，积极奉行稳健开化政策的大背景下，以“武备自强”为目的而组织的选派留学活动。至 1882年 12月 9 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金允植等最后回到朝鲜，这次学习活动前后共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金允植(1835—1922),字洵卿,号云养,出生于清风金氏两班望族世家，祖上世代为官，先人最高累官至领议政，相当于中国的宰相一职。他八岁时父母双亡，其后随叔父一家生活。他自幼接受家学教养，十六岁前往汉城求学，先后师事朝鲜大儒俞莘焕及朝鲜开化思想鼻祖朴珪寿，较早形成了救国图强的开化思想。他于 1865 年以恩荫出任健寝郎，1868 年辞官回家，1873 年再次移居至汉城，1874年文科及第，1876年授黄海道暗行御史,其后历任顺天府使、江华留守等职。1881 年他以吏曹参议衔任“领选使”出使天津，在带领学徒工匠学习的同时，考察清朝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其间还与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有接触。1882年朝鲜“壬午军变” 中，他请求清朝派兵平乱,并提出“大院君乱首说”，至清军囚大院君于保定，事后协助高宗巩固其政治权力，成为亲清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朝鲜先后参与创立机器局、现代海关,并积极参与外交活动。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朝鲜的李鸿章，是朝鲜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人物。
古代朝鲜派往中国的使臣,即所谓燕行使，其名义较多。在朝鲜的典志体史书《同文汇考》中，按出使性质分为二十六种。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按使臣出使时的称号来区分,有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谢恩使、奏请使、陈奏使（辨诬使）、进贺使、问安使、 陈慰使、告讣使等。然而，“领选使”一称均不在其列,这并不难理解,它恰恰说明，“领选使”在朝鲜历史上鲜少有之，而天津领选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特殊的使行活动。
在学习活动开展的同时,作为“领选使”的金允植在保定、天津两地与众多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次进行笔谈,其接触过的清朝官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天津海关道周馥、永定河道游智开、候选道马建忠、天津机器局总办许其光、天津军械所观察刘含芳、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机器局南局总办王德均、东局总办潘骏德、水雷学堂总兵文瑞、水师学堂观察吴中翔、青年军官袁世凯等。
特别是其中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笔谈内容,绝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缔约和朝鲜开港两个问题上。而同年5 月 22 日(农历四月六日),在清政府的居间协调下,朝、美两国在朝鲜的济物浦港签订了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近代朝鲜真正意义上的开港的标志。据此,不少研究都认为,金允植在天津与李鸿章的频繁会谈,对朝美缔约及朝鲜开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因为如此,在以往关于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外交层面内容的关注,都远远超过了对留学活动本身的关注。
就此,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金允植在天津的所谓外交对谈,是否对其后的条约缔结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商榷;其次,因片面强调领选活动的外交属性而致忽略其留学活动的本质属性及意义,甚至认为领选活动只是朝鲜为开展秘密外交而采取的掩人耳目的手段,则更让人有一叶障目之感。事实上,将留学和外交作为金允植天津领选活动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来看待, 才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摆脱一种后见之明,跳出外交史先入为主的局限,重新回到历史,再审视一下天津领选的缘起、经过及其后续影响,对这一点就不难理解。
对于天津领选的这段历史,当事人金允植为我们留下了十分详尽的记载。在以往研究中,学者较多利用的是他撰写的《阴晴史》和《天津谈草》两种资料。而 2008 年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出版的《燕行录选集补遗》中收录的燕行文献——《领选日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参照的资料。《领选日记》虽然在内容上和《阴晴史》出入不大,但相对于《阴晴史》这样一个经过作者本人整理和后人二次整理的文本而言,《领选日记》是一份更为原始的日记手稿。本书即整理标点《领选日记》,并以《阴晴史》及《天津谈草》二书进行他校,以便学界使用。
身着传统官服的金允植（右）
领选日记书影
天津机器制造局
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