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本书信息
《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
林学忠 著
定价：118.00 元
出版时间：2019 年 12 月出版
02
内容简介
国际法在晚清传入中国，是历史大事，可以视作西潮东渐引发文化变迁的典型范例，影响深远，反映了西方文明渗透入中国思维的过程，更展示了中国传统“天下观”崩解的具体情况。全书以全球化的视野，探讨了晚清国际法传入中国，引起有识之士思考国际对策，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用夷变夏”的具体过程与思维变化，反映了东西方文明踫撞之时，遭受侵略压迫的中国，在被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时，是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秩序，在左冲右突、几乎可说是“困兽犹斗”的艰苦情况下，接受了西方国际法的挑战。同时也展示了所谓“国际公法”多面与多层次的复杂性，对于我们思考世界历史中不同文化进程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全书资料资料翔实、论证细密，是该领域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03
作者简介
林学忠，香港大学中文系(今称中文学院)本科毕业，日本国立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科史学硕士、博士课程学分修满，香港大学哲学博士。先后在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香港大学中文系、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等高校任教，现供职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要研究领域是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近代中日、中韩关系史、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近代中国法制史。主要论文有“Learning the New Law, Envisioning the New World: Meiji Japan’s Reading of Henry Wheaton” (2014)、《近代西方国际法文本的阅读与本土化生产──试论朱克敬的〈公法十一篇〉》(2014)，《“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关于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法政丛书的问题》(2013)、《晚清来华传教士与西方“弭兵”思想的译介──以〈万国公报〉为中心》(2012)、《近代中韩关系的再编──朝鲜开化官员金允植的视角》(2009)、《法政速成科与留日法政教育》(2006)、《清末新政期国际法移入的作用》(日文，1996)、《甲午战争后国际法传入中国的过程》(日文，1995)、《甲午战争前清朝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与态度》(日文，1994)、《1879-1882年朝鲜对美开国时期中国的朝鲜政策》(日文，1994)等。
04
序
上下滑动阅览
序一 郑培凯
序二 冯锦荣
绪论
一、问题缘起
二、研究史的整理及问题所在
三、本书的问题意识及内容构成
第一章 世界秩序的中国文本：晚清国际法的传入
一、引言
二、初遇国际法
三、丁韪良翻译国际法
四、戊戌维新前后国际法著译之刊行
五、1900年以降国际法的著译及国际法思想
六、万国公法·交涉公法·国际公法
七、世界秩序的中国文本：晚清国际法的传入
附录：晚清国际法著译书籍年表[稿]
第二章 晚清国际法教育
一、引言
二、国际法教育的启动
三、戊戌维新的国际法教育
四、法政学堂的时代
五、国际法与欧美法科留学生
六、日本法政留学与法政速成科
七、小结
第三章 晚清国际法观
一、引言
二、作为“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的国际法
三、公法不足恃
四、主权平等与国际法
五、创造性的误读：“重建邦”的追求与“春秋公法”
六、走向文明
七、后话
第四章 国际法的应用与挫折
一、引言
二、对外体制的现代化
三、对外交涉中国际法的应用与挫折
四、中华世界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五、小结
第五章 “文明”与和平：晚清政府参加万国保和会
一、和平的追求
二、海牙和会召开前中国的保和构想
三、第一次海牙保和会：国际社会的组织化
四、第二次海牙保和会：全世界规模的国际组织
五、大国·强国志向与法制弱国
六、保和会准备会
七、后话
第六章 构建近代国家：文明的追求
一、“公法”与改革
二、文明与国家体制的构建
三、领事裁判权之废除与法制改革
四、“文明排外”：对外抵制运动与收回利权运动
五、十字街头：秩序革命与国际法
六、小结
结论
一、国际法的传入与诠释
二、中国应用国际法与秩序重构
三、文明大国的追求
参考文献
一、史料
二、中文论著
三、日韩文论著
四、欧文论著
后记
05
绪论（节选）
本书的目的，在于从传入、诠释及应用的角度重构晚清（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接受西方国际法的史实，探讨在失序→追寻秩序的过程（思想价值的变动、知识系统的转换、政治外交体制的改编等）中，中国如何从传统王朝帝国走向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如何从“中国之天下”走向“世界之中国”的历史进程，并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变动过程提供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张灏认为1895—1920年间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开始。其间有三种制度化的传播媒介起了关键作用：1.报章杂志数量激增，新的出版事业不但报导国内外的新闻，并具备介绍新思想、刺激政治社会意识的作用；2.新式学制（现代学校制度、新学科）的出现，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温床和集散中心；3.（由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成立的）学会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这三者互为影响，彼此作用，产生了以下两点重要的影响：1.它们的出现是20世纪文化运动的基础建构（infrastructure）之开端；2. 舆论或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之展开——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的出现。
这里，我们借用张灏提出的三种制度化的媒介来探讨晚清近代西方国际法的传入问题。在第一章里，我们首先分析晚清以来国际法译著的刊行和流通情况，特别强调20世纪初以来国际法知识的普及和国际法著译的涌现。我们将探讨以下一些问题：国际法如何传入中国？翻译了哪些著作？前两者的意义何在？同时将介绍相关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于国际法中文文本的讨论，除了田涛、张建华、鲁纳等少数专研晚清国际法问题的学者外，大多以个人文集和奏疏为分析对象，对于散见于各种经世文编、“百科全书”、丛书、报刊的记事、论说及文章，以至中国人自己编译的国际法研究著作皆未能充分利用。此外，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国际法传入中国的相关史实仍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谬误和纰漏。因此，在本章里，我们将进行史实重建的叙事，对晚清国际法文本的相关问题，如版本、流通经过等史实进行匡谬纠正、拾遗补缺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在注意不同时期国际法文本存在差异的同时，还会讨论西方国际法是在一个怎样的历史环境下传入中国，并广泛传播的。
新知识、新概念的传入固然借助于国际法中文文本的刊行与流通，但晚清国际法教育的创立以及科举选士制度内容的变化，在知识输送、观念培植、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在第二章里，我们将论述晚清国际法教育的成立与发展，分析学校、课程和师资的变迁，以至科举内容的变革及科举的存废等，并探讨国际法教育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得到重视，以及在对外交涉人才的培养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问题，以弥补目前晚清国际法教育研究领域的不足。
第三章研究中国人的文明观、国际秩序观以及国家观的变化。从文明观的改变、到主权与国家平等观念的接受，探讨中国人如何从西方国际法中找到新的秩序，以国际法的“文明”标准作为国家现代性转化的框架，从“野蛮国”跃身为“文明国”的思想过程。1898年以前，中国只有林则徐命人翻译的《各国律例》、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和《公法会通》，以及傅兰雅所译的《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等国际法译著。然自戊戌维新以降，特别是新政期间，在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下，留日学生深切了解到国际法知识的普及与中国应用国际法等问题的重要性，积极从事翻译国际法的工作，并刊于报刊杂志，使国际法成为一时显学，而国际法知识亦随之普及全国。在中华世界秩序失序的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寻找另一种秩序以理解和适应当前的国际社会，最终找到了国际法，并从国际法秩序中找到了理性、规范、普遍性、道德性和拘束力。在这一章里，我们会回答中国人在吸收了国际法知识及国际法的原则后，如何诠释“文明”与国际法的关系，怎样界定中国在新国际秩序内的位置和身份，清政府如何面对列强的种种苛索以及加入国际社会等问题。
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会检讨晚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应用国际法的问题。第四章除介绍近代对外机关的创设外，还会检讨甲午前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应用国际法的成功与挫折经验，并评析晚清政府应用国际法改编中华世界秩序（领土的确立、宗属关系的重构）的意义。第五章以中国加入海牙万国保和会为中心，讨论中国接受国际法原则为世界秩序框架，在“大国化”及“文明化”的两大方向下加入国际社会的经过。几年之间相继发生了甲午战败及八国联军之侵扰，使中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与打击，清政府因而痛定思痛，深深了解到若要维持国家的独立自主，跻身于国际社会文明国家之列，今后必须遵守国际法原则及规则，积极向外证明中国具有守约的能力。其积极参加保和会及缔结国际条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第六章分析新政期间中国建构“文明国”的历程。探讨中国在世界秩序框架下，如何按照国际法的标准建构国际社会认同的“文明国”。首先讨论晚清政府如何从事宪政及法制改革，准备遵守国际法的法政能力以及履行“文明国”责任的体制。其次分析在主权意识高涨下，排外运动由“野蛮排外”转化为“文明排外”的意义。最后分析革命派从国际法的角度，否定满清政权，以革命来实现“文明国”的因由及其意义。
结论综合全书所论，概述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和应用，及其在中国近代外交及国家转型问题上的影响和意义，并就相关研究课题及方法提出设想。
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