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扩大无还本续贷政策覆盖面，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协调机制，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近期，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政策举措让人目不暇接。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既是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的应急之举，更是夯实实体经济根基的谋远之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这是从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战略高度，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

对制造业企业来说，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是提高企业应对风险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对宏观经济而言，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也有利于我们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用价格优势赢得市场青睐，再逐步建立自己的“护城河”，这是国际国内不少制造业厂商的成功策略。当前，我们在很多制造业细分领域仍处于“追赶者”地位，想要在技术和品牌上超过先行厂商仍需长期努力，这尤其需要我们为制造业塑造低成本这个比较优势。

今年的亚布力论坛创新年会上，俞敏洪抛出一个观点：硅谷在创业成本和生活成本上的显著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其全球创新高地地位。其实，这并非一个新观点。企业运行成本低的地方，往往更可能涌现创新成果。地域如此，放在制造业行业里同样适用。道理很简单，低成本更容易为企业和行业留下利润空间，足够的利润更能保障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所需的持续投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合理降低其综合成本正当其时。一些致力于转型升级的企业，如果经营成本高，不排除会转向“降成本、求生存”的生存优先策略。当市场预期降低，制造业难以从低利润、高成本中“回血”，企业就易缺乏投资新项目、加码新技术的动力和底气，这对正处于升级关键阶段的制造业无疑是个挑战。

历经多年发展，江苏现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这是江苏吸引投资的传统优势。不过，当企业劳动力成本等出现总体上涨时，传统意义上的“低成本制造”有所淡化，甚至与中西部地区和国外一些地区相比，江苏在制造业成本上可能并不占优。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国内制造业结构偏重低附加值产品，这导致有限的利润空间、较弱的抗风险能力。从这个角度看，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恰恰是对冲人力等要素成本上涨的有力手段，有利于江苏更好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制造业综合成本是制造业投入的总成本，既包括税费缴纳、融资信贷、物流运输、用工、用地、用能等方面的显性成本，也包括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等隐性成本。举个例子，对大企业、大项目而言，重资产投资几乎是标配，项目落地时间、快慢等等，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融资成本。如果涉企业务审批手续复杂、流程繁琐，容易造成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因而，在融资、用工、用能、仓储物流等领域打出降低企业成本“组合拳”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法治环境、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出“潜绩”，其作用同样不容小觑。

（韩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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