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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

皇甫峥峥 著  

汪林峰 译

李文杰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探讨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外交信息体系的构建过程。作者通过考察六位出使欧美的使臣的书写模式，揭示了从1860年代初到1895年间清朝如何逐步重建与西方列强交涉所需的外交信息体系。本书突破了传统学科界限，结合外交史、文学史、思想史与信息史，详细解读了晚清外交官如何书写“西方”，并分析了这一过程中信息秩序的演变。

书中不仅结合了传媒学理论，剖析了使臣们如何运用不同体裁和传递方式构建西方叙事，还探讨了信息在阅读集团中的演变和重新利用。同时，本书将宏观叙事与微观历史相结合，展示了晚清士人信息采集的多元性、内外张力，以及使臣自身文化、思想、社会关系对其信息整理方式的影响。

全书分为八章，从清朝政府对国外信息采集的局限开始，逐步展现了出使大臣的身份转变、驻外使臣的制度化、文书流通的电信化以及江南私人出版业对清政府信息掌控的颠覆性。最终，在甲午战争前夕，晚清士人对于西方形成了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交错的共识与话语，这一观念变革与使臣们构建的信息秩序紧密相连。本书为理解晚清时期的中西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分析。

作者简介

皇甫峥峥

(jenny huangfu day)

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学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任纽约州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外交史、国际法学史。出版专著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of late imperial china获美国图书馆协会2019年度杰出学术出版物奖，整理出版《晚清伦敦使馆照会档案》，并先后在modern asian studies,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华文史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书摘选读

京师同文馆旧址

在张德彝踏入欧洲之前，可能是从同文馆课堂上，他了解到西方人对许多中国习俗，如缠足、算命、风水以及文人留的长指甲等等，诟病甚多，认为这些是迷信、不卫生，与现代文明不符的习惯。在欧美见到类似被西人批判的行为时，他在日记里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当他看到风水和占卜在欧美被视为时髦之举时，更是大吃一惊。在法国，他还得知西方人忌讳打破镜子，猫头鹰预示着灾难的到来，蝙蝠象征着喜乐与好运等。

在个人卫生、装束、审美等方面，中西方文化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的让张德彝感到十分惊讶。他写道，大城市中心无论男女，均热衷于追求奇异的审美。妇女用麻布和铜丝制成贴身衣服以挺胸束腰，并用棉布制成假乳假臀以垫胸衬臀。数年后，一位更加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李圭附和了张德彝对西方追求病态美行为的震惊，李圭在其有关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的文章中谈论到西方妇女束胸衣时，写道：“此殆与华俗缠足同一意，而患处且有甚于缠足者！”西方人也留着四五英寸长的指甲，且其中有些男人不仅留长指甲，还将其修剪成三角形。他震惊地发现，在手臂与肩膀上文身，这种在中国惩罚囚犯的方式，却流行于西方艺术家和工匠中间。在巴黎，妇女四处寻求医学专家，帮助她们去除小脚指甲旁边的一块骨头，来使她们的脚看起来瘦削一些。对这些张德彝评论不多，偶尔一两句“不知何意”或“按：泰西以华人指甲太长，不便操作，每非笑之”等思维片段。也许当他在日记中写下这些想法时，也有让读者反思西方应用于中国的双重标准的意思。

与1860年代末的其他官派旅者一样，张德彝将西方社会的秩序和合法性解释为严格运用儒家仁政的结果。由此，他欣然地将欧洲的制度与统治者比作中国三代的制度与君主。据他所述，法国国王正在亲自监督将于1867年在巴黎举行的下届世博会的建设，届时“按天下国都造楼……以便民间壮观”。在英国，汉普顿皇宫不再为王室所独占，而是一副“开门洒扫，令人游玩，每届礼拜，男女尤多”的景象。伦敦的公共马车使得“男女贫富”皆可坐车，为他们带来了许多便利。水晶宫不但允许民众进入参观，且只向他们收取低廉的门票，还公开承诺：当修建建筑物的费用付清后，人们可以免费入场。张德彝被西方王室如此开放的程度和明显缺失的等级制度所震撼，不禁惊呼：“抑且与民同乐，广播休声，善哉此举也！”伦敦的囚犯不仅被保证有绝对的安全与优渥的衣食，还可以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俟其出监狱之时，他们有权获取一半的工作酬劳。英国没有极刑，囚犯们每礼拜可以休息一天，晚上还可以在花园里散步， “由此观之，刑书不必铸，酷吏不可为，饶有唐虞三代之风焉！”

在西方对外宣传的鼓舞下，他将美国描述成遵循儒家传统且最开明通达的西方国家……张德彝将美国繁荣的真正原因以儒家思想的角度来诠释，认为它归结于国家领导人的道德力量。他为乔治·华盛顿、安德鲁·约翰逊和尤利西斯·格兰特分别撰写了短小精悍的人物传记，风格类似于白话小说中的人物简介。例如，对安德鲁·约翰逊的描述是：

“朱温逊少有大志，隐于缝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国安民之书，罔不精心攻习，国人敬之。”他以类似的儒家伦理模式来理解美国内战的原因：“盖南邦之人耽于安逸，所有起居饮食，需人而理，故禁黑人而不释，职是故耳。”北方各州的领袖“因驱使者伤天害理，恐为国患，乃约各邦集议，欲放黑人为齐民”。当一个国家在善与恶、顺从与违背天意的力量之间战斗时，这场战争呈现出一种宇宙的维度。综其所述，是道德体系奠定了美国作为强国的基础，而非法律或制度。

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上，美国人也与中国人惊人地相似。在蒲安臣使团出使途中，一些学生被派往当地家庭寄宿，以减少租赁旅馆的费用。张德彝住在艾德林先生的家中。艾德林，一位脾气温和、收入中等之人，他竭尽全力让他的中国学生在家里住得舒适。在艾教习家中的两个月里，张德彝与他相处融洽，经常长时间地畅谈中西方文明。为了向张德彝展现一个普通西方家庭的生活节奏，艾德林还带张去参加他的教会礼拜、教堂表演、赞美诗排练和一些当地的节日。在家里，他不但向张德彝教授世界历史和地理课程，还让张自由出入他的藏书室。

艾德林一家谦逊而不张扬的生活方式、对朴素简单的热爱，和与使团交往的上流社会的挥霍奢侈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差异起初使张德彝感到非常困惑，但很快他就明白：“西方”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与他在中国时所认识的洋人不同，许多在其本国的洋人并没有一味地追求新时髦和新发明，反而是遵循传统文化中的朴素俭约。他写道：

按英人分为两类，一曰喜新，一曰遵古。喜新者见异思迁，如轮车、轮船、钟表、气球等物，以精巧华丽为贵，而朴素弗尚焉。遵古者率由旧章，如朝政大端，以及些须物件，总以先民为法，而纷更不事焉。然遵古少而喜新多，故上古器具所遗者，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

这段评论在读者看来可能过于粗糙简单，但它却显示出张德彝对一个工业时代以不均衡速度快速发展的西方社会里，不同阶层的人所经历的不同时间性的敏锐感知。与张德彝遇到的许多其他欧洲家庭一样，艾德林一家似乎对工业化的影响也持保留态度，在这一过程中，维系原有社会结构的宗教与文化纽带被逐渐瓦解。在张德彝笔下，这些小人物对工业时代随之而来的“喜新派”常常不以为然，甚至有时还会提出疑问、嘲讽与抵制。张德彝在其另一篇日记中写道，西方黄金时代与中国的三代十分相似，但是，

至今千载，世风日降，暗而不明，则曰“铁世”。今西人谓今胜于古，遂无慕古之心，仍袭用“铁世”二字，其意以为铁之为用甚广，如车有铁道，船有铁轮，制器有铁机，医病有铁水，无一而非铁世界矣。

这些文字中充满了张德彝一股矛盾情绪。尽管他对当今世风日降深表哀叹，但他直接引用西方人对“铁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今胜于古”这一见解。他留给读者来揣测他实际上心服于哪种观点：“铁世”究竟是黑暗时代还是进步时代？张德彝以原始印象而未解读的形式来记录其所见所闻，并在与它们相遇的那一刻保留了自己的不确定性。

1866年任学生译员的张德彝

张德彝在1868年所经历的西方，是一个由“潮流追寻者”和“古董爱好者”共同组成的世界。这个两者共行的时代，被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安德森称为“过去与未来汇聚于转瞬即逝的当下的同时性”。张德彝访问英国的10年后，这种对西方充满矛盾性的诠释在见识多广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将逐渐消失。在1890年代，曾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译为中文的严复，采用相同的传统与现代建构（“古董爱好者”和“潮流追寻者”）映射“东方”和“西方”。在其一篇有关社会进化论的文章中，严复肯定地写道：“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相较之下，张德彝早在1868年就看到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相似性，并非简单地以“古”和“今”的差异为界。在他的笔下， “中”于“西”都是由来自不同文化，但拥有的一系列相同欲望、冲动和传统的人们所构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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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新书季

编辑：杨威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