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局与救亡是吕思勉自出生至青年、中年，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以著述实践“魂魄所依不能忘”之郁郁乎“文”，构成此一时代史家与史学的核心命意。
今年是吕思勉先生诞辰140周年。近日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吕思勉手稿珍本丛刊·中国古代史札录》，40巨册。我是习近代史的，对先生的古史研究在研、读之外，并无发言资格。先生是常州武进人，我的乡前辈，读他的东西因此带有别样的亲近。我想，就我的专业，以“民族主义”、文教存续和趋新的“保守主义”三方面，谈一谈吕先生和他身历、书写的“中国近代史”。
《吕思勉手稿珍本丛刊·中国古代史札录》
吕先生的近代史书写，是身历的历史，是他的生活，他的家园和亲朋。他既用冷峻的史笔写史，为后世记录当下、梳理脉络；又激切地用写史思考当下，展望未来的中国。读先生的近代书写，与读他的古史有相当不同的感受：古史以制度史见长，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构筑通史框架；而近代书写则着重战争与外交，尤重外交。史源是一个问题，时代太近难以获取社会与经济的丰足材料，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史家的抱负。
写“近代史”对吕先生来讲，不若写史，更是时论，其中寄托了太多的艰困和激愤。在这些艰困和激愤的背后，我们能更多看到这个木强的历史学家内心的深情。
时代中人的心迹剖白
吕著《中国近代史八种》《讲义》勾勒大纲，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串联节点，重政治与外交；《前编》讲入近世以前中国的情形，主讲交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以北伐为节点，讲中西交涉与外力入侵；《中国近百年史补编》，主体为抗战，“敌寇的降伏”，依然重在外交；《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分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学校七篇，为晚清以降典章制度的概略；《日俄战争》讲述其渊源、战事、战后交涉，重点勾画日、俄对于东北及东北亚洲的谋夺；《国耻小史》，讲述鸦片战争前的世界及鸦片战争以降的历次侵略战争；《近代史表解》是对从鸦片战争至解放战争历史要点的列举。一如先生在开篇中论述的，所谓“近世史者也，可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讫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这是吕著中国近代史的主旨：勾勒外力冲击下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战事以及立约与交涉的过程。
习近代史者，“冲击—反应”学说与“在中国发现历史”是我们熟知的北美中国学对峙性论述框架。读吕先生的论述，很容易联想到“冲击—反应”，但展卷而下，具体内容却又完全是由中国政治的内在理路铺陈。先生讲，“中国政治疏阔，武备废弛，但求与天下安，实只可处闭关独立之时，而不宜于列国竞争之世也”，高度概括了传统向近代变迁的起点与因由。进而讲到清代，将清代内治分为四期：（一）顺治入关至康熙平三藩、灭郑氏为戡定之期；（二）圣祖、世宗整顿内治，至高宗遂臻极盛；（三）高宗秉性夸大，文治武功，皆近文也饰，末年更用一黩货无厌之和珅，吏治大坏，民生日蹙；（四）遂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嘉、道以后，日入于艰难之世矣。因之，就五口通商以前政治、财政、军备情形略论之，“以见木腐虫生，其来有自，虽曰西力东渐，为千年未有之变局，然今日所以国蹙民贫至于此极者，其患实有所受之也”。西力如何冲击，“国耻”如何被催迫，又如何开出“民族主义的万丈光焰”，是吕著中国近代史的一根血脉。
甲午战时，吕先生的家中已经有了《海防论》《海国图志》《瀛環志略》这些书，日常翻读、借阅亲友。他还曾写到辛亥光复时家乡常州的一则故事：有吴姓或胡姓老而无子，其远祖于明亡时，遗有明代衣冠一袭，命子孙世世宝藏，光复时着以祭告，此人并一衣之而出，谓吾虽无子，眼见汉族光复而死，我的祖宗也可以无遗憾了。此事知之者甚多，惜当时干戈未攘，未能访得姓名居址，及其先世事迹，观于此，“可知抱民族主义的，实不乏其人”。1946年，他的《忠贞》一文，记述四位在抗战年间以不同方式、不同面目守而身死的“无名氏”。
吕先生说，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人类一体的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实不甚发达，南宋以后情形才渐渐不同，再到近代，情形就更不同了：“民族主义，从少数志士仁人心中，渗透了向不接受的阶层，更发动了向不参预的阶层。”这篇写于1940年的《中国现阶段文化的特征》，总论了八百年来民族主义的逐渐生长，至抗战岁月，终成为“现阶段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读史著，便是读时代中的人和人心。在吕先生的近代书写中，我们能读到非常多“万丈光焰”这样的词汇，是时代中人的心迹剖白。评估文史作品的成就，一则为道理计，讲其论述理路、思辨能力，二则，也不能无视能流之久远的价值感染力。
吕思勉手稿
《中国近世史》前编第一章“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
文教存续
危局与救亡是吕先生自出生至青年、中年，最重要的时代主题。民族主义除却基于边界的情感论述，更是文教承载。不同于清遗民“话兴亡之陈迹，抚丧乱之靡届”的哀愤，学人更着意讨论的是如何以学术参与救亡，如何展衍“民族精神”。以著述实践“魂魄所依不能忘”之郁郁乎“文”，便构成此一时代史家与史学的核心命意。
吕先生在《吕著中国通史》书末引述梁任公所译拜伦《哀希腊》：“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于孤岛上海，于“极沉闷中”，为这个数千年的大国、古国，呼唤“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他讲明末诸遗老，“所以百折不回，事虽不成，然仍深藏着一个革命的种子于民间，至近代革命时犹收其效力”，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他借宋朝遗民诗人、画家郑所南（思肖）的事迹表达沦胥之感——郑所南在宋亡后，画兰皆不画土，人或问之，则曰：“土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郑所南“著有《心史》，藏之铁函，明季乃于吴中承天寺井中得之。其书语语沉痛，为民族主义放出万丈的光焰。”由此我联想到钱穆“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于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国史大纲》，联想到陈垣在沦陷区连续发表《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通鉴胡注表微》等“抗战史学”，称颂遗民坚贞。这是史家的同调，用历史书写表彰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也是严耕望先生讲的“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抗战时期史家的集体心志，新文化运动向西、向新，危亡却促发了更多的回向本民族，从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有关历史文化的陈述和总结中，向时间深处寻找通解，激励于现实。
先生以典章制度为纲展开古史研究，而隐含其中的则是对中国社会“理乱兴亡”的探索，思考的终点也止于遭遇大变局的近现代中国，想要追寻的也就是中国政治会去往哪里，中华民族的文教精神、文化传统将系于何方。
1941年抗战期间，吕思勉与师生们合影，在右上角写下了“一片冰心”四个字。前排左二为吕思勉先生
不断趋新的“保守主义”
先生在自述中论及民初的思想与心迹，他讲自己“见解，颇与严几道先生相同”。
严复在清末民初，是共和的坚决反对派，我们虽然不把他放在典型的清遗民行列中，但称其为广义的文化遗民，似乎也没有大问题。而吕先生，不可能有人把他与清遗民同列。那吕先生为什么这样讲？我把他理解和概括为一种不断趋新的“保守主义”。
举两则与他的近代书写相关的具体实例。一为《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文章不长，但大刀阔斧又很精准地概括、检讨了晚清以降的图书事业，其风气变迁与学术进退。先生讲“新书新报之能动撼社会”，晚清的译书与出版，虽有许多是射利之举，然而“一时风起云涌，使社会耳目一新，亦不能谓其全无功绩也”。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研究晚清出版史、阅读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先生并不是专门研究者，仅以时人观察，便有这样的感知和判断，非常了不起。他一方面称赞译书、出报者传扬新学，“一纸书贤于十万师”，开创中国的新纪元；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中的鱼龙混杂，“率尔操觚之作多，精心结撰之作少”。而对研究国故者，他一方面肯定在欧化趋势日盛的情况下，此自为学术界之要图；另一方面，也批评研究国故者实有二弊：一则自号为新，而思想不免陈旧。二则遇趋于新，疑古太甚，实未明国故之性质，“二者相较，楚因失矣，齐亦未为得也”。
再举《蔡孑民论》，吕先生将康有为与蔡元培并而论之，康有为讲学于万木草堂，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前者开甲午战后风气之转变，后者有五四运动以来风气之转变，“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吕先生讲，个人的、情感的好恶可不同，但这两位先生推动时代风气，开创学术之新纪元，则同为中国历史上会永久留下痕迹的巨擘。这更是一种有大视野的不偏不倚。时移世易，哪怕康长素在后五四时代已被新青年们斥骂为“灌输种种反革命的思想、做出种种反革命的举动”，目为老而贼朽而坏，吕先生却可以在历史脉络中看到他的开时代先声，作公允评价，在《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中，更是将清末之康长素比方为宋朝之王安石，虽执拗、不能尽善，但其伟大也在此。这是学理与文教理路，在政教上，吕先生讲，儒家的传统思想向来是把人分作治者与被治者两个阶级，把治者阶级造成理想中的士大夫，仗其力来治理国家，“这条路明明是绝路”。吕先生理解的马列主义、阶级及改善政治，与他在甲午戊戌之际“最信康梁之说”、接受的康有为“大同”思想，实有接榫之处，“今知社会改进之关键，在于阶级斗争，则只要有此觉悟，善之力量，随时具足；且其改革可以彻底，世界乃真能走向大同。”这也与他关注理乱兴亡、关注民生是联在一起的，先生强调过，“治化之隆汙，其本原实在社会组织”，徒求之于政事之理乱，抑其末焉者也。一如他在自述中说的，“言政治者本重改革制度”，所有的改革政治、爱国爱民族，最终都要落在“改革社会”这一点上。
吕先生讲，学术是国家社会兴盛的根源，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研究学术，却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当一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正是读书人应当潜心于学术之际。他也讲过，对于学问的见解，大概观察现社会所得，而后以书籍证明之，读书与观察社会之事实二者交相为用，后者之力量实远强于前者。吕先生这是在告诉我们，学人应当对他的时代担负什么；他的作品也告诉我们，不朽是因为智性携带了情感，根植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的深沉的情感。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上观号作者：上海市社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