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洛:凡能够做的事,我决心尽力地做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

薪火不熄,初心不改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更需要继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人物简介

我国现代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罗宗洛(1898.8.2-1978.10.26),中科院院士、植物生理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创始人之一。1926年在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根尖组织培养研究,证明铵能作为植物氮源,为铵盐化肥的肥效评价及正确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植物抗性研究提出的措施,为防止海南岛橡胶树寒害和苏北沿海营造防风林的育苗死苗做出了贡献。曾创办《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植物学汇报》和《植物生理学报》。

科学家故事

谢绝挽留,踏上归国之路

“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际,我们的责任不在于科学上零零碎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赶快建立国家科学教育的基础。”

罗宗洛1930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时,该校的实验设备,教学条件等非常困难,但他极其认真负责,对程度不齐的学生,编写详细的讲稿,同时千方百计筹措实验设备,终于在短时期内为开设植物生理实验创造了既简陋又实用的初步条件。为了罗致人才,1930年春即电聘在法国留学的张作人任生物系教授,但并不认识他。当时张作人的老师想留张作人为助手,张作人也想多学点之后回国。罗宗洛去信告诉他,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际,我们的责任不在于科学上零零碎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赶快建立国家科学教育的基础。我国生物学还不曾有良好的基础,希望你回来,一同为此事努力一番。张作人向他的老师转达了罗宗洛的一番话,老师听了以后,频频点头,并叙述普法之战后,法国是怎样建立科学基础的。翘起大拇指说,你有这样的同僚,我没有理由留你,你回去吧。

科学家故事

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编写实验讲义……

“一位教书先生如果不做研究,大学课程是不可能真正教好的。他可以读很多书,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综合评论来,但是给内行看了,就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罗宗洛1933年接到中央大学聘书,夏天举家到南京。他在中央大学的教学任务很繁重,同时要教3门功课,生物系的植物生理学、普通植物学和农学院的植物生理学,但条件优越,经费比较充裕,逐步购置了研究用的仪器设备和药品,建立了植物生理实验室。罗宗洛带领助教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动手做在我国具有开拓性的植物离体根尖培养研究工作,并通过工作培养年轻人才。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后,尽管抗战时期工作条件十分困难,日军飞机时常来轰炸,他还是和助教、高年级学生五、六人在一起,开展植物激素、微量元素的研究工作,进行文献报告。1940年到浙江大学任教时,他开了生物系的植物生理、农学院的植物生理和学生的实验课程,同时开展微量元素的研究。在湄潭浙江大学工作4年期间,师事他的学生很多。罗宗洛讲课所用的教材,是自己编写的,而且逐年增加新的材料。生物系一学年的植物生理学教材中,上学期专讲植物细胞生理学(普通生理学),与一般植物生理教科书完全不同,下学期才讲植物生理学各论,讲不完的部分印发讲义。他讲课时全神贯注,讲解清楚,引人入胜,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他对实验课十分重视,实验讲义也都是亲自编写的,实验前大家都认真看过,对实验的操作都有严格要求,藉此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做实验时,他在身边随时注意他们的基本操作,不对则随时纠正。为了让学生多学些化学,1941年他和化学系商定让生物系选化学课的学生参加他们的实验课,使用的器材和药品由生物系自己解决。他规定的定期举行的文献讨论会,不仅可以开拓思路,还能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

他在大学任教时,始终坚持做研究工作,认为做研究是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他说:“一位教书先生如果不做研究,大学课程是不可能真正教好的。他可以读很多书,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综合评论来,但是给内行看了,就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罗宗洛培养学生,总是着重培养他们日后能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

罗宗洛一生直接、间接培养了一大批植物生理学科学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和教授,一部分人至今还在植物生理学的各个领域内发挥骨干作用。

右起蔡邦华、陈达夫、罗宗洛、苏步青、陆志鸿、杜聪明、陈建功

科学家故事

受命筹建中科院植物生理研究所

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可能实现这样的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给科学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机。1953年他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时,意气风发。他说:“成立植物生理研究所是我生平的宿愿,这个所是亚洲第一个独立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可能实现这样的大事。”罗宗洛担任所长后,除为本所聘任新的研究人员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分设植物生理的工作组,聘请那里的植物生理学教授为兼任研究员,给工作组增拨研究经费,使他们得以顺利地开展工作。这样,促进了研究所与大学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在科研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相互协作,避免了研究所处于隔离状态的缺点。到“文化大革命”前,罗宗洛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植物生理研究所先后亲自创建了水分、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等研究室。

1972年罗宗洛恢复工作后,为了尽快跟踪国际科学发展的新发展,又积极筹划成立了细胞研究室。他不顾年老体弱,查阅许多文献资料,做大量笔记、卡片,为开展植物细胞生物学研究打好基础。他告诉周围的年青工作者:研究细胞生物学,遗传学是基础,要认真学习。工作时,必须重视材料的选择。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可以发展出改进农作物的新技术,指出发展的前景。罗宗洛在1963年中国植物生理学会成立大会时就提出:重大任务、尖端科学技术与基础理论研究应该并重。在目前直接为生产服务的课题,应该放在重要地位,尖端科学技术必须迅速发展,基本理论研究也必须重视。在罗宗洛多年的精心领导下,现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已成为拥有众多人才、成果累累的全国最重要的植物生理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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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不是为理论而理论

对于农林业生产建设中发生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罗宗洛都亲自安排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苏北沿海要营造防风林,在盐土上造林是一个新课题,1952年夏季他亲自参加综合调查后,就安排在上海实验室进行苏北常见树种耐盐力的测定,把苏北盐土上常见的树木和不常见于苏北盐土而有造林价值的树种,在含盐量不同的土壤上进行播种、苗木移栽、根插、插枝等试验,选出耐盐树种,再放到苏北盐土上进行试验。从试验中发现耐盐树种在盐土育苗时经常发生死苗,在盐土上移苗往往发生梢枯、新梢减少等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实验室探讨土壤盐分和水分对树木幼苗生长综合影响的规律。结果发现,在土壤含水量相同而含盐量不同时,土壤盐分高的,苗木的生长受到抑制;土壤含盐量相同而含水量不同时,含水量高的有利于生长。在这样的盐土苗圃中,苗木发生盐害时,可以考虑适当的灌溉。这样,解决了盐土树木育苗中经常发生的一些问题,保证了沿海营造防风林的苗木供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为了打破外国对我国的封锁,国家在海南岛、广东等地大力发展橡胶树种植事业。但灾害一直是威胁发展橡胶林的不利因素,1955年的寒流对海南岛新种的幼树,造成严重的损失。罗宗洛应邀去海南岛研究寒害的原因和防止寒害的对策。通过调查研究后他提出以下的论点:植物抗寒是一个生理适应过程。抗寒能力虽因品种而异,但环境起重要的支配作用。低温锻炼可以增加抗灾能力,但须循序渐进,突然急剧降温,很容易出现冻害。与植物耐寒力关系最大的环境因素是温度,低温使植物受害的原因不是绝对低温而是温差过大。植物抗寒力的形成,温度(低温锻炼)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因素也有一定影响。如光照强时,抗寒能力增加。长日照促进植物生长,越冬容易冻死;短日照抑制生长,可以帮助植物安全越冬。正常的营养使植物抗寒,一种元素(如氮肥)施得过多或不足都会降低耐寒力,为了提高耐寒力,最好使用富钾的复合肥料。关于对策,他的意见是首先要弄清寒害的性质,不然处理发生寒害后的问题容易发生混乱。罗宗洛的这些建议,不仅防止了橡胶树的灾害,而且对扩大橡胶树的种植区及宜林地的选择都起了重要作用。他对我国橡胶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盐土造林,橡胶树寒害的防止等问题,以前他并没有接触过,但凭他渊博的植物学知识,深厚的植物生理学理论功底,对遇到的新问题,都可以作深入的分析,正确反映复杂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提出措施来解决问题,得到实用的效果。他曾深刻指出:“须知实际问题,都是些综合性的复杂的问题,它的解决,要求较高的理论水平。目前许多实际问题,未得到迅速解决,其原因之一,是技术水平不高。因此为了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大大展开基础理论的研究,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理论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指针,研究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不是为理论而理论。”

科学家故事

倡导学术交流

罗宗洛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组织实验生物学讨论,由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几位老师参加,分别在中央大学或金陵大学举行,每月一次,轮流主持。在讨论会上大家无拘束地畅谈,以扩大知识面,了解国际动态。金陵大学园艺系的老师胡昌炽,在参加讨论会时看到罗宗洛实验室的设备,想利用这些条件开展研究工作,罗宗洛表示欢迎,胡昌炽就在他的实验室做果实(主要是柿子、柑桔)的成熟生理研究。这种校际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及合作研究,在当时还是我国的新鲜事物。

1935年中国生物科学年会在南京举行,决定出版外文版的《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实验生物学报》的前身),以便在国际间进行学术交流,罗宗洛被选为主编。1936年创刊出版,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罗宗洛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时,在1947年创刊英文版的《植物学汇报》,至今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还在继续出版,已经有几十卷。封面的格式和全部采用外文稿的办法,一直沿袭罗宗洛创办时的风格。为交流研究经验,植物生理学会于1963年10月26日在北京成立,罗宗洛被选为第一、二届理事长,1964年由他倡导创办出版《植物生理学报》,并担任主编。罗宗洛一生创办三种学报,征稿、审稿、编辑以至校对都亲自动手,连选定印刷厂都自己跑。在出版《植物学汇报》时,还编制交换刊物名录,供国际交换用,并亲自办理交换事务,可见罗宗洛的艰苦创业精神。

罗宗洛平素不轻易著书,特别是写科普文章。早在广州中山大学时,他反对过一位老朋友经常写科普小册子。1976年,他为此事,向那位老朋友表示歉意。他说:“我是钻研了植物生理学的某一领域中的科学问题,写出一些报告,也受到过国外的一些好评。但这只是科学家做了一方面的工作,却没有把一个过去缺少科学知识的国家,如何打好广阔的基础这一更重要的工作做好,使全国人民都加深对科学的认识……因此我以前批评你写小册子、普及本太多了,写专门研究论文太少了,我要改正这种说法,要向你学习。你那时这样做没有错。所以我今后也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多做一些科学普及工作。”为此,他写了小册子《植物生理知识》,此书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重印五次,发行25万多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罗宗洛先生为学生做科普报告

科学家故事

凡能够做的事,我决心尽力地做

“我年龄大,也下了决心,凡能够做的事,我决心尽力地做。”

罗宗洛为人直爽,敢于坚持真理。曾因对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坦率提出意见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矢志始终不渝。1978年春,罗宗洛到北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回上海后已经病重,仍于4月17日在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全体会议上做了贯彻大会精神的讲话。在讲话中激动地表达了这次大会和邓小平副主席的报告使他深受感动的心情,并说:“我年龄大,也下了决心,凡能够做的事,我决心尽力地做。”他还结合研究所的实际,提出一些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但此后即卧病不起,于同年10月26日在中山医院逝世。这次讲话,也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讲话。

罗宗洛是一位受人敬重的爱国科学家,他在创建和发展我国植物生理学事业方面所做出的多方面功绩,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来源:中科院上海分院、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上观号作者:上海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