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今，文化日益成为衡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全球城市都高度重视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设施规划建设。基于纽约、巴黎、东京、上海等文化设施数据的分析和比较，把握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的集群化和均等化特征，为上海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提供参考。
一、文化设施布局的理论梳理
一是“文化集群”（cultural clusters）理论。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1980年代的美国，之后在1987年由英美艺术协会和文化咨询公司等机构提出。[1]此后，对文化集群的理解超越了有形的文化设施，强调文化消费和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2]，并将其概念进一步扩展到产业文化集群、机构文化集群、展览馆文化集群和都市区文化集群等[3]。实际上，文化集群本质上是更广泛的城市创意经济的概念，不能从城市地理空间中分离出去，需要赋予其场所意义[4]。文化集群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城市中的各类文化设施集聚区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包括以展示为主的博物馆集群如纽约博物馆大道、柏林博物馆岛等，以演艺为主的剧场集群如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等，还有混合功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如纽约苏荷区等。
二是“文化规划”理论。文化规划区别于其它规划的核心内容是其针对整个规划地区而非局限于文化部门的文化资源调查与评估, 以及跨领域交叉、多部门合作的战略制订与行动计划实施过程[5]，其中，历史与现实的城市文化地图（cultural mapping）是城市文化规划最好的参考依据，城市文化规划是未来城市文化地图的描述与谋划。[6]文化规划通常被认为与创意城市和（文化导向的）城市复兴等相关联，[7]当前，文化规划正从传统文化设施规划向文化空间规划转型[8]。
从既有理论可以发现，“文化集群”理论脱胎于城市更新和个案研究，强调设施和产业的“集群化”布局，而“文化规划”理论则主要强调方法论。
二、文化设施布局的特征比较
（一）数据来源
全球城市文化设施的既有研究主要关注设施总量的比较，例如，bop文化创意产业咨询公司2012年起每3年发布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上海等文化设施人均拥有量、文化资源人均拥有状况等报告，相对缺乏对空间布局特征的分析[9]。本研究将重点聚焦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纽约市、大巴黎地区、东京都、上海市的文化设施数据库、行政区划空间数据和人口空间数据，为了便于横向比较，研究时点为2015年，研究范围则涵盖城市的中心城区和郊区，以期展现城市文化发展的城乡差异。具体如下：纽约市文化设施数据库，研究范围约783.2km2，细分为曼哈顿（中心城区）和其它四个区；巴黎四省（即大巴黎地区）范围内的文化设施数据库，研究范围约763km2，细分为小巴黎地区（中心城区）及外围三省地区；东京都文化设施数据库，研究范围约2187.7km2，细分为23区部（中心城区）和多摩区[10]；上海市文化设施数据库，研究范围约6340km2，涵盖全市16个市辖区。
（二）布局特征
东京：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布局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
图1：东京都图书馆分布图（2015年）
资料来源：国土交通省国土政策局国土情報課《国土数值情报》，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图；
图2：东京都美术馆和博物馆分布图（2015年）
资料来源：国土交通省国土政策局国土情報課《国土数值情报》，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图；
巴黎：文化设施总量和密度极高，约300米服务半径内就有一处文化展演设施，充分彰显“艺术之都”的特色。
图3：巴黎博物馆、演艺设施、会议设施、展厅和画廊等分布（2015年）
资料来源：catalogue des données géographiques de la métropole parisienne mise à jour, version augmentée, atelier parisen d'urbanisme，2015，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图；
图4：巴黎图书馆和文献馆分布（2015年）
资料来源：catalogue des données géographiques de la métropole parisienne mise à jour, version augmentée, atelier parisen d'urbanisme，2015，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图；
纽约：主要为图书馆数据，体现为曼哈顿地区相对集聚，郊区图书馆的均质分布，约每十万人拥有2.5个馆。
图5：纽约各个区域中心和分支公共图书馆分布图（2015年）
资料来源：纽约市城市规划部官网的数据产品bytes of the big apple，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图；
上海：在中心城区已形成了一定聚集，但仍缺乏如德国柏林的博物馆岛、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等世界著名的文化设施集聚区；郊区文化设施主要集中于区县行政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公共图书馆等设施网络已初步形成。
图6：上海市文化设施现状分布图（2015年）
资料来源：上海市2015年文化设施数据库，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图；
基于上述数据库的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全球城市文化设施布局有一定规律性，美术馆、博物馆、剧院等展演设施在核心区域的人均和地均两个维度上高度集中，呈现相对“集群化”的布局特征。而图书馆的人均设施数量在圈层上体现出与其它设施相反的特征，呈现相对“均等化”布局特征，更强调普及率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相比之下，东京、巴黎、纽约等全球城市的文化设施密度远高于上海，上海只有黄浦区的文化设施密度与其他全球城市最接近。
注：巴黎的图书馆数据包含图书馆和文献馆；展演设施包括博物馆、歌剧院、画廊、会议中心和礼堂；上海市中心城区、主城片区、新城的空间范围划示依据主要来源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三、文化设施布局的空间机制
“集群化”和“均等化”布局特征背后，对空间机制的研究至关重要，否则，容易造成“为集群而集群、为均等而均等”的非客观合理的导向。
一是城市更新的驱动机制：城市中心从传统政治中心到商业中心到公共活动中心的更新过程中，文化设施“集群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工业化时代衰退的内城往往是历史文化建筑的集聚区域，这些历史遗产为日后的文化设施集聚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区通常是展现城市魅力、提升收益、塑造城市形象的场所，因而在城市更新中，在中心城区的一些门户地区如历史河流、海湾、港口、岛缘等，会集聚一批作为城市文化与精神象征的标志性文化集群等。更重要的是，全球城市的中心城区已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文化设施通常也不以服务当地居民为首要导向，而是更多地服务区域甚至全球消费者和游客，文化“集群化”特征可以是城市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共同选择。
二是文化经济的驱动机制：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等文化经济的自身特性，都要求文化设施的“集群化”布局。一方面，从文化产品供给者角度来说，文化生产空间的集聚能够使得文化生产者在文化资源、创新网络以及创意氛围等诸多方面共享共赢[11]，设施“集群化”背后是文化人才的集聚，人与人面对面的及时交流，能激发出新的灵感和创意；另一方面，从文化及衍生产品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高密度集聚能够带来更多的选择，有利于提高文化消费的质量，提升单次出行效率，完成多项活动目标，例如百老汇剧院集聚使得剧院之间的剧目、演员等生产资本和生产力也可以相互共享、降低剧院成本，而对于消费者来说，高密度剧院集聚也能带来更多的剧目选择，刺激消费者继续消费。
三是城市规划的驱动机制：对于公共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设施来说，很难依靠市场来投资，需要通过城市规划来保障服务的均等化，例如，1970年代的 “东京都图书馆计划”就制定了10年分两步走的全面赶超计划，当时东京都的图书馆设施密度仍为31.8km2/馆，规划3年内达到4km2/馆，在10年赶超欧美水平目标，达到2km2/馆[12]。此外，对于博物馆、美术馆等具有“集群化”布局的设施，城市规划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如东京上野博物馆群地区等。
上述三大机制的综合作用促进文化设施的“集群化”和“均等化”布局。
四、本研究的政策含义
一是，发挥文化空间规划在统筹文化设施布局中的平台作用。优化推进博物馆、美术馆、剧场等“集群化”布局和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均等化”布局，更好地提升文化效益；促进文化空间与公共空间、公园绿地、商业楼宇和地下空间等融合发展，营造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
二是，进一步提升全域文化设施密度和人群覆盖度。不仅要形成与全球城市相匹配的文化空间的核心区域，郊区文化设施也应推进在新城的率先集群，依托地域文化特色，赋予每一个文化设施集群的场所意义。
三是，优化文化设施布局应符合当地的文化习惯与自身传统。我国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往往与公共图书馆、小剧场、小型博物馆等综合设置，在布局上具有“大均等、小集群”的特点，这使得社区居民能在15分钟生活圈内便捷地享受各类文化生活。显然，文化空间规划与管理必须辩证看待“集群化”与“均等化”的关系，并与地方传统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服务全域发展和人的发展。
[1]高缘，西方城市文化设施集聚地的理论研究[j]，中外建筑，2012（4）：37-39；
[2]korea cultural policy institute(kcpi)，developing cultural district model to vitalize city by cultural resources．seoul：kcpi(in korean)．1999；转引自：刘学、张敏、汪飞，南京市文化集群的特征与模式[j]，现代城市研究，2007（10）：24-31；
[3]santagata,walter.cultural districts, property rights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2,26(1):9-23；
[4]刘学、刘合林，国外文化规划新模式——文化集群研究与规划实践进展[j]，中国名城，2016（12）：84-89；
[5]李炜， 吴义士 王红扬，从“文化政策”到“文化规划”——西方文化规划进展与编制方法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07（5）：75-80；
[6]黄瓴，赵万民，许剑峰，城市文化地图与城市文化规划[j]，规划师，2008（8）：67-71；
[7]王长松，田昀，刘沛林，国外文化规划、创意城市与城市复兴的比较研究——基于文献回顾[j]，城市发展研究，2014(5)：110-116
[8]申立、陆巍、王彬，面向全球城市的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6（3）：63-70；
[9]bop，world cities culture report 2012、2015、2018；
[10]数据来源：catalogue des données géographiques de la métropole parisienne mise à jour, version augmentée, atelier parisen d'urbanisme,2015
http://www.apur.org/article/donnees-disponibles-open-data；纽约市城市规划部官网的数据产品bytes of the big apple；国土交通省国土政策局国土情報課《国土数值情报》）
[11]scott allen j..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7，21(2)：323 - 340.
[12]朱查松，王德，马力．基于生活圈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以仙桃为例：规划创新[a]．2010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c]．2010．
（来源：市规划院、作者：申立）
上观号作者：上海规划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