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往事已成云烟。但当安静下来的时候，走在《上海文学》所在作协大楼形貌古旧的廊道里，却常常会觉得时间似乎是凝固而苍老的，仿佛迎面就能触碰到穿越而过的真实历史。

我是在文学即将从辉煌峰巅滑落的1986年中正式进入《上海文学》工作的，更是在周老师等许多前辈师长的关心和呵护下，才慢慢体味出作为现今年代一名文学杂志编辑的甘苦与酸楚。那时候，我们曾经在愉悦与惊异中竞相传阅了已经进入复审、引人瞩目的孙甘露《访问梦境》的原稿，印象深刻的是，作家李陀老师当时来访编辑部时就已经较早肯定了这部作品，他更是旋风般地带来很多新鲜的话语和文坛的讯息，感染着大家的情绪，其高声谈笑状至今仍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在编辑部所经历的思想氛围最为活跃而热烈的时期，细细回味就如同对当年文学兴盛时期那种梦境般景象的又一次造访。

九十年代初期，《上海文学》秉承自己八十年代以来所坚持的“当代性、文学性、探索性”的一贯主张，发表了许多关注社会改革现实，富有历史凝重感，且注重艺术表达个性的中短篇小说作品，显示了它始终不倦的文学追求。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用其“编者的话”来说：“社会改革的艰难，家庭婚姻的微澜，文化心理的剖析，人情世故的感叹均在小说中作了不同深度的表现。”（见《上海文学》1990年12月号）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质朴平实的艺术特点。同样，这也标示出《上海文学》在一个较长时期恪守的厚实稳健的编辑风格。

正如当时文坛的整体格局，这一阶段《上海文学》的主要收获在于其发表的部分颇具影响的中篇小说，它们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九十年代前期文学创作的实绩。其中，有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池莉的《白云苍狗谣》、朱苏进的《金色叶片》、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以及李锐、刘醒龙、张欣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其浓厚真挚的人文情怀和历史厚度所孕育的艺术魅力，获得了广泛称誉，而这些实力作家大多至今仍被视为九十年代文坛的中坚力量。除此以外，同一时期《上海文学》发表的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炜的《融入野地》也是被公认为代表这一代作家的独赋思想魅力的重要作品。

这一阶段的《上海文学》仍然得以延续自己的文学影响力，主要在于它能够以敏锐的感受力和推陈出新的勇气，把握住时代心灵的脉动，探寻出文学潮流的变化。早在九十年代初，面对沸腾的经济大潮，《上海文学》的编者就明确指出：“五光十色的商品世界，无法代替精神的绿地。我们坚信，人们最终希望文学所给予他们的，是人生旅程上的光和热。”（见《上海文学》1992年12月号）从《上海文学》多年来力推的作家作品来看，他们显然更注重开掘小说在如何把握转型期中的社会利益格局与人际关系方面呈现的新鲜因素。继而，在1993年《上海文学》率先以积极介入的理性态度发起讨论当代文学所负担的人文责任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及其命运问题。1994年末，《上海文学》以“面向新世纪的文学”为题，组织开展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其中话题之一，就是面对九十年代世俗型经济社会的崛起，当代作家如何主动调整自己的生活积累与艺术思维习惯，以应对新生活的挑战。这就为知青一代作家之后又一批实力作家在文坛的全面亮相筑就了表现的舞台，开启了成功的帷幕。应该说，九十年代中后期刘醒龙、池莉、邓一光、张欣等一批作家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在文坛厚积薄发，引人注目，正是有赖于这一阶段精心的思想孕育。

二、

对《上海文学》来说，历史的记忆首先是由经典之作的耀眼名字以及感动人心的独特细节凝聚而成的，那十余年也不例外。它们的字里行间，事实上，却蕴涵了所有编辑者全部的创造性智慧与心血。

1987年以后，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周老师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了小说稿的编发中。他将自己的文学判断和理论创造完全融入进《上海文学》这本杂志品格建构的过程。他每期精心撰写的“编者的话”浸润着自己的文学理解，敏锐深广，独具慧识，至今无人可比，成为杂志的一大看点。许多作家拿到《上海文学》务必先看的就是“编者的话”，山东作家刘玉堂就认为“它对文学思潮的归纳，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极具权威性。还有它亲切的语气，用散文化的语言表述理论问题等，都十分具有亲和力”。

其实，最初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原名并非叫《一个产业工人的一天》，而用的是另一个比较匠气的名字，是周介人老师亲自为之改题，并写文章大力推介，才直接促成了此后“新写实小说”在文坛的兴起。1996年初刘醒龙《分享艰难》的命名则更为文学圈内人知晓，它甚至一度引起了争议，但直到现在仍是一个使用率颇高、指涉复杂的词语。当时，常常有一些毫不起眼的作品，作者更是名不见经传，然而周老师却能慧眼识珠，稍加修饰，便点石成金，使之顿然生辉。虽然其中大部分作品并未能流芳至今，但周老师的文学识见自成一家，卓具影响，这也使不少当初受其提携的作家如今依然对他心存感激，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情。

在1993年1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周老师甚至将一位苏州青年作家的小说定名为《走出困局》，尽管似乎失之直白和概念化，却无疑满含着他的一种热切的期待，既直接指向新的社会格局下复杂矛盾的化解，更是以隐曲的方式由衷地希望文学同样能够从容解决好市场化条件下的生存难题。在当时文学杂志经营状况大都日显艰难的背景下，周老师独撑危局的苦心和诉求由此可见一斑。

显然，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仍然得以延续自己的影响力，关键在于我们拥有了周老师等许多文坛前辈、灵魂人物。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敏锐的现实感受力和推陈出新的勇气，引导杂志牢牢把握时代心灵的脉动，细致探寻文学潮流的变化。而从周老师偏爱和力推的作家作品的整体倾向来看，也无疑更注重开掘文学在如何把握转型期中的社会利益格局与人际关系方面出现的新鲜因素。他从来就是与时俱进的，更是一个清醒务实、具有创新思维的文学领军者。

早在九十年代初，面对沸腾的经济大潮，周老师就在“编者的话”中明确指出：“五光十色的商品世界，无法代替精神的绿地。我们坚信，人们最终希望文学所能给予他们的，是人生旅程上的光和热。”1994年2月，他在推出刘继明等一些作家作品的同时，更是直接提出了“文化关怀小说”的概念，将它们放在现代化加速进程历史阶段中所必需的文化反思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是年中，他又通过媒体和各种方式，首创性地提出了“关怀现实生存，营造精神家园”的文学课题，为自己杂志的品格追求确立了独有的标志性话语。“对弱者，关怀他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的灵魂。”这在当时是一句颇为引人瞩目的文学告白。他试图要“使历史进程中的强者与弱者都在为文学家园中感受到被理解、被抚慰、被宣泄、被呼喊的关爱”。虽然，“精神家园”的提法如今早已变得烂俗不堪，谁都可以借此商业化地神圣一把，以期自我加冕，但在当初，它却真是一种振聋发聩之声，大大冲击了沉寂已久的文坛氛围，重新唤起了知识分子岗位价值的尊严和自信，更在无形中吸引和凝聚了在市场竞争的严峻生态下渐显失落无助的寂寞人心。之所以说这是《上海文学》一种难以模仿、不可复制的精神标识，乃是因为它不但是周老师率先启悟并郑重提出的一种文学理念，更由于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它早已将众多经典篇什和精辟言说融入了杂志本身的历史血脉，形成了一种特色性的品质和风范。而所有这一切，几乎都离不开周老师充满诗情的理论概括力和文学想象力。

1994年末，借第六届《上海文学》奖颁奖活动在本市中山宾馆举办之机，周老师亲自主持了以“面向新世纪的文学”为题的学术讨论。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讨论会的情景，不大的宾馆会议室里聚满了来自各地的作家、评论家，王蒙老师有关文化专制主义的宏论，作家李锐极富个人特色的慷慨陈词，许多的场景仿佛仍在眼前闪现。然后，次年1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王蒙老师的《沪上思絮录》，而李锐则在随后寄来了随笔《虚无之海，精神之塔》。事实上，当时周老师最为关注的，就是面对一个世俗型经济社会的崛起，作家们如何主动调整自己的生活积累与艺术思维习惯，以应对新生活的挑战。他既希望到了九十年代，知青一代作家能以凝重的理性智思舞动感性的艺术精灵，继续创造“未了”的辉煌，更愿意亲手为知青一代作家之后又一批实力作家在文坛的全面亮相筑就表现的舞台，开启成功的帷幕。可以说，九十年代中后期刘醒龙、池莉、邓一光、张欣等一批作家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在文坛厚积薄发，引人关注，正是有赖于这一阶段像周老师这样具有精心谋虑的杂志主持人所全力推动的思想孕育，乃至依靠理论造势所进行的实际运作。不论对他们的文学价值存在多少争议，但如果缺少了这样的前瞻性思考和开拓性实践，一家文学杂志显然很难凸现自己的个性面目，更遑论建立一种特色性的影响与追求。

三、

在激流涌动的改革大潮中，文学时时见证着一个时代的种种纷繁变化。在八十年代后期，作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性质的《上海文学》即由于各种原因，便不再享有财政及主管部门的任何补贴。虽然束缚少了，但实际上的自负盈亏，本身暗含着很大的市场风险。与此同时，文学、文学杂志首先遭遇改革开放乃至市场调节下的文化环境和阅读时尚的冲击，开始逐步出现颓势。一时间人心浮动，心理失衡，现实环境的限囿和利益诱惑的驱动，使许多人纷纷寻求起体制外的发展机会。文学杂志在面临更大经济压力难免日显窘困的时候，早已无奈地将一道道深深的时代勒痕印在了自己原本羸弱的肩上。

起初，杂志社的经营状况还是不错的。在当时“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和“以文养文”的观念背景下，《上海文学》是国内较早创办作家与企业家联谊会的文学杂志，还较早开展了如今各竞相效仿的长篇增刊、通俗文学丛书和写作参考丛书的出版业务，形成了多元的经营手段和发行渠道。在执行副主编周介人老师的全新操持下，《上海文学》下设编辑部、书刊经营部、“作家与企业家”编辑部（具体运作作家与企业家联谊会）三批人马，同心协力，各项工作有声有色。这一阶段相对而言称得上是《上海文学》的经济兴盛期。私下里周老师甚至设想，将来有条件的话，《上海文学》要建立一个思想研究室，专门为刊物的开拓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判断。

着眼于文学杂志自谋生存之道的长期行为，周老师那几年曾在大小会议上，适时地提出了“小编辑，大管理”的六字方针，明确强化了经营管理、经济运作对文学杂志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虽然当时它对自恃清高的编辑人员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在编辑部内部引起过持续而强烈的心理震动，但从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深谋远虑。假如一家杂志社不能建立一套完善有序的管理模式乃至经济运作方式，刊物本身不能真正融入市场观念，形成自主创新能力，那么，它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生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失去了企业家的慷慨赞助以后，尤其是从1996年开始的与《劳动报》合作联办的八年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主动拓展自身的生存发展，结果逐渐丧失刊物的生机，处于尴尬窘迫的境地。

毫无疑问，《上海文学》杂志那些年所做的努力，正如其编者的话所说，乃是贯穿了这样一个主题：这就是对历史的深沉追问和对现实的严肃回答。九十年代的《上海文学》正是在一幅交织着希冀与困难的文学背景下，图新求变，独标个性，以艰辛的劳作呈现着自身的执着和激情。

（未完待续）

《上海作家》微信团组

主编：杨斌华

执编：郭　浏

王　云

上观号作者：上海市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