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报告主要研究上海大都市圈在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功能体系与战略职能。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后，上海大都市圈在中国国土经济空间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在中国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上海大都市圈作为中国重要的开放型大都市圈，将重点承担起对外开放竞争、内外体系链接、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职能。上海大都市圈已经形成经济体系高度连接、治理制度创新对接、江南文化共通融合、区域环境共保共治的区域发展特点，并将以“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为愿景目标，持续推进“共享共担，对流辐射，弹性嵌套”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上海大都市圈；双循环新格局；区域协同；全球城市区域
04 双循环新格局下上海大都市圈发展的主要特点
1.经济：经济体系高度连接
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而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基础与产业链的巨大竞争优势，上海大都市圈成为中国经济一体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区域，也是其在“双循环”新时期继续担当经济增长发动机、对外竞争主体的核心优势。
一是保持经济稳中求进，经济能级不断提升。保持相当的规模体量是上海大都市圈发挥引领作用和参与全球竞争的实力基础。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强市林立，基本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19年的经济总量位列全球经济体第13位。2020年虽然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上海大都市圈的9城仍保持了稳定的正增长，其中有8城进入全国百强市，gdp总量超过11万亿元，占全国1/10以上。核心城市上海2020年的gdp达到3.87万亿元，增速为1.7%，总量规模全国第一，全球第六；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1）、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发展指数都排名全球第三；口岸贸易总额达到8.75万亿元，位居全球城市首位。上海大都市圈内另外还有4城gdp超万亿元。“最强地级市”苏州以20171万亿元位居全国第6位，宁波以12409万亿元位居第12位，无锡和南通分别实现12370万亿元、10036万亿元。舟山虽然总量最低，但增速却超过10%，位列浙江省第一，极具发展潜力。此外，上海大都市圈内除南通外，各城市的人均gdp都超过10万元/人，最高的无锡市甚至超过上海，达到18万元/人，已迈入发达经济体门槛。
二是产业转型升级加速，产业空间布局逐渐优化。上海都市圈内9大城市都步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推进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产业分工体系逐步错位互补。2020年核心城市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28307.54亿元，占gdp比重达到73.1%；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30%。苏州的工业总产值已登顶全国，超越上海成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龙头”。2021年一季度，苏州8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39.5%，其中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分别增长60.6%、51.5%，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54.9%。2019年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对113座城市数字经济综合评比，上海大都市圈共有四座城市入围，其中上海位列全国第1，宁波位列第8，无锡位列第9，苏州位列第13。
// 图1 2019年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指数
资料来源：任泽平等：《中国24个千万级大都市圈，谁最有潜力？》，https：//www.sohu.comjaj426584976_100246377，2020年10月22日。
为了进一步强化“双循环”时期中心节点的战略链接作用，上海已明确了强化“四大功能”、发展“五型经济”的目标。苏浙处于服务业与工业并重的发展阶段，继续加大工业的经济拉动作用，着力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化，积极发展数字产业、物联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飞机等国际前沿产业技术，与上海合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高地。例如，上海发挥金融优势成立的“上海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长三角（上海）产业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等，已在推动企业深度融合、加速优势企业和优势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得到各类市场主体的高度认可。
// 图2 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各城市产业结构情况
三是共同推进产业集群式发展，“飞地式”产业园区成为重要载体。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和标志性产业链是上海大都市圈的重要发展目标。一方面是着眼于强链、补链、接链的产业、科技资源跨区域配置和建链进程加快，尤其是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更大空间内整合资源、科学布局，由此引发了更多城市间联动合作的内在需求和深广机遇。目前，上海大都市圈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已形成了一批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例如，上海的汽车产业已在杭州湾地区布局；无锡生物医药集群正与周边城市一起打造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创新共同体。另一方面是“飞地”形式的园区合作模式走向成熟。自2008年上海加快产业腾笼换鸟步伐，传统产业逐渐向海宁、南通等城市转移，跨区域产业园区合作模式开始起步。2016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7年的《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共建产业合作园推向新高度，并在协作体制、协商方式、财税转移、指标流转、生态补偿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上海杨浦（海安）产业园、上海外高桥（启东）产业园、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等一大批园区涌现，嘉善建立了首个上海自贸区协作区，平湖开创了跨省市建设科技城的先河。
四是以自贸区为“引擎”，深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自贸区为上海大都市圈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为了加强自贸区的错位互补、联动发展，创新合作发展模式，沪苏浙三地已成立了长三角自由贸易试验区联盟，并签署了《上海江苏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点聚焦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金融贸易、软件服务等产业领域，主动探索金融、贸易、跨境数据等方面的新机制、新模式、新场景。
2.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对接
社会协同治理是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硬骨头”，上海大都市圈所在区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前沿，面临着更加复杂、典型的社会治理环境。由于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差异、职责边界不同等，各城市之间难免存在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的差异，尤其是青浦、昆山、吴江、嘉善这样处于交界区域的市县。但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上海大都市圈内的治理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治理水平明显提升。
目前，上海大都市圈内加快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全域参与的开放治理体系的现状重点大致可概况为：
一是加快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均等化、优质化。上海大都市圈内的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保障水平都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主要是上海、宁波、苏州、南通等城市的优势突出，排名落后的嘉兴、舟山等城市与头部城市差距较大。因此，大都市圈内率先开展了基本优质公共服务的便利共享。教育方面主要是以高等级院校为主体开展高层次科技人员的联合培养，共同推进中小学教育资源共享和评价改革试点以及优质职教资源的跨区域、跨行业流动。养老方面的合作包括统一培训养老护理队伍、统一养老服务统计标准和制度、统筹养老服务资源等。医疗方面主要是推进医疗保险异地结算，提高直接结算量。
二是加快推进公共安全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完善跨界治理和风险联防联控机制。一方面是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率先开展政务服务协同。各城市都对接国家电子证照共享交换平台，实现电子证照跨省互认，实现数据标准化和共享。另一方面是推动跨界的市场监管、联合执法和应急联动响应等。在食品运输、市场监管、环境整治、企业信用管理等方面开展试点，建立起基层卫生监督联动执法工作机制、企业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医疗监管协作机制等。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极大推动了上海大都市圈内公共安全领域的应急联动处置机制。上海青浦、苏州吴江、浙江嘉善已联合签署了“应急管理协同机制合作协议”，初步建立起应急管理的全领域、常态化合作。
三是加快健全社会化中介组织。上海大都市圈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也是对政府和市场的支撑作用表现最明显的区域之一。上海大都市圈内的地级市的社会组织每年都增长超过千家，志愿者服务人群基础庞大，尤其在法律咨询援助、养老服务、慈善公益活动等领域的参与度极高。2021年2月国务院批复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加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功能平台建设，强化服务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支持在上海登记设立跨区域社会组织”，为发展社会服务组织再添政策依据。
四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化管理。数字服务一体化是近期上海大都市圈内的重要工作，“一张网”“一个平台”“一个码”已给区域内的民生服务和市场管理带来很多新变化，尤以医保一体化的推进成效最为显著。上海青浦、苏州吴江和浙江嘉善三地已建立起参保人员白名单库、统筹区白名单、定点医疗机构白名单，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可在区域内85家联网医院进行异地结算，患者还可以通过相关的app和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复诊、网上结算支付等。此外，在食品流通监管方面，上海、宁波、无锡等城市正加快推动追溯信息的覆盖率和上传率，推动区域内食品安全追溯一体化。在搭建跨区域的网格化管理体系、职业教育领域产教融合的“云平台”、公共卫生数据共享联动试点等方面，也不断有新尝试。
3.文化：江南文化共通融合
“山水相依、人文相亲”，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是上海大都市圈得以持续、繁衍的特殊优势，更是“双循环”发展新时期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全球一流都市圈的重要内在力量。一是上海大都市圈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多种文化同根同源，具有高度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是打破同城化藩篱的先天优势。上海大都市圈的文化可追溯到近万年以前，经过不断紧密的人员交流、融合发展，淮扬文化、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等各种文化兼容并蓄、交相辉映，又各具特色，成为中国的“文化高原”。这种“刚柔并济的人文性格、求实进取的理性意识和合包容的共生情怀”发挥了精神纽带作用，真正形成“内在联系紧密和对外协同一致”的共同体，推动了经济、生态、科技、制度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文化风向标与高度发达的经济有机结合，推动文旅、文创产业融合发展，激发了新动能、促进了新消费，将文化效益充分转化为经济效益，又进一步通过文化共融的内在需求搭建起更韧性和弹性的城市体系，进而实现区域的持续繁荣。
上海大都市圈内的城市文化地标辨识度高、文化要素丰富、文化基础设施水平先进、文化服务能级不断提升、文化交流活动频繁广泛，具有深度融合的优越基础，但也存在着文化资源和水平分布不均，以及文化协同规划、产业协同布局、市场流动性、文化和产业融合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随着都市圈合作的不断深化，“人文都市圈”的区域共识更加深入人心，各城市政府已展开积极展开行动，齐心协力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人文栖息环境。
一是提升文化交流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推动文化共建。一方面，通过举办一流的文化演出活动和世界级会议等提升国际交流和人文影响力。例如，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江南文脉论坛、长三角文化高质量发展论坛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既集中展示了江南文化的创新活力、国际影响力和整体实力，又进一步推进了文化企业、文化研究机构的深度合作。2019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在江苏苏州、浙江温州设立了分会场。“上海电影节”“上海五五购物节”等文化活动已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发挥嘉兴、苏州等城市水乡古镇的特殊文化资源，进而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例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三年行动计划”专门制定了特色文脉传承项目，共同传承和彰显江南文化和水乡古镇品牌效应，发展世界级水乡古镇文化休闲产业和生态旅游度假区。“大运河世界遗产经典游”“江南古城古镇古村体验游”等文旅品牌已产生显著社会经济效益。
二是大力发展文旅和文创产业，最大化实现文化价值。2019年上海大都市圈范围内城市文化产业产值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值为5.23%，高于全国4.5%的水平。上海、苏州、湖州等多个城市出台了具体行动计划，将文化产业作为重点新兴产业，大力推动体验型、消费型、创新型的文化新产业和新业态。上海2017年的“文创50条”提出“到2030年文创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到18%左右，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苏州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宁波的《关于推进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无锡的《无锡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关于推动无锡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都大力支持文化与旅游融合、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创意载体建设等。
三是布局先进技术，推动文旅数字化协同发展。根据“长三角城市群数字文化指数”，上海和苏州已成为长三角数字文化消费的“四大区域中心”之二，领先优势明显。为了进一步加快文旅数字化、信息化进程，上海、苏州、宁波等城市纷纷加强数字影视、数字新媒体、博物馆和文化馆数字化建设等，并通过“文化云平台”的全覆盖和联通逐步实现文旅资源的共建共享。
四是不断升级文旅合作新机制，推动功能性平台多样化，包括建立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动漫、文创和文旅产业联盟，影视合作技术联盟，区域旅游合作联盟，文旅专业人才培养平台等。
4.生态：区域环境共保共治
“双循环”时期，上海大都市圈要比肩全球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区域，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成果表现，高效的生态环境协同共治也是推进跨区域合作的重要抓手。虽然目前上海大都市圈内的生态环境协同略微滞后于经济产业协同，但对其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推进速度不断加快。
总体而言，上海大都市圈内生态基底较好，为实现生态功能价值化创造了条件：一是河湖水网密布、水系类型复杂多样，水面覆盖率超过10%，构建出独具特色的江南水乡风貌。二是森林覆盖水平逐渐提升，无锡、常州、南通、宁波等6城城市入选“国家森林城市”，嘉兴、苏州等原本覆盖率较低的城市的指标也有所提升。三是生物资源丰富，拥有类型多样、功能齐全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包括野生动植物、森林、湿地和河湖、海洋岸线保护区等。
但是，目前要实现高效的协同治理，最大化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存在着区域资源短缺、能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等问题：一是土地空间不断被压缩和破碎化，降低了生态服务价值。二是较强的经济开发增加了能源消耗，并对环境造成较大污染，大气环境质量和水环境跨界污染问题突出。三是各城市绿色发展的水平不高且参差不齐，大部分城市都处于绿色发展的中低水平。四是生态共治的行政成本较高、环境立法存在差异、信息技术和信息共享机制亟待完善。例如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机动车维修检测、流域水污染防治等方面都缺少统一的标准和跟踪协同管理。
为了加快都市圈内生态一体化建设，加快从政策刺激走向制度保障，一系列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体制机制方面的措施不断推出，联建联防联治机制不断完善。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层面看，《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的行动体系中涵盖了生态环境共建共治，“战略愿景-行动策略-项目库”的路线图已较为清晰；已发布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大建设项目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涵盖了上海青浦区、江苏苏州吴江区和浙江嘉兴嘉善县；即将投入实施的太浦河“蓝带计划”，结合示范区“蓝色创新珠链”建设，将保护周边的河湖生态系统和沿岸地区综合整治，全力打造“水乡客厅”和“最美太湖岸线”。从上海大都市圈内部看，上海与周边城市开始进一步加强滨江沿海的产业岸线及杭州湾沿岸的产业岸线统筹控制，在严格限制沿江新增钢铁、重化等高耗能与污染型工业，确立污染企业退出机制的同时，协同完善长江口、东海海域、环太湖、环淀山湖、环杭州湾等生态区域的保护，共同加强区域廊道、绿道衔接，共同形成长江生态廊道和滨海生态保护带。例如，上海嘉定区、江苏太仓市、昆山市探索创建了“三地共治一方水”的一体化治理模式，通过采取“联合河长制”、重点生态功能片区对接等方式，已逐步实现从分段分界各自治理走向流域一体化治理。近期，三地还联合签订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协议》。上海崇明与南通重点聚焦“规划协同、生态共治、设施互联、产业发展、三镇共建”五个方面，共同建设长江口生态保护战略协同区。
05 上海大都市圈的愿景目标与发展策略
1. 以“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为愿景目标
(1) 上海大都市圈的属性
上海大都市圈的主体性质是承载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的功能性空间实体，其空间范围是由功能决定，并在事实上是动态变化的。对于上海大都市圈最为贴切的认识框架是全球城市区域理论（scott，2001），当然，上海大都市圈的实践也必然推动全球城市区域理论的进化。
当前，上海大都市圈已经明确以9大城市作为正式范围。其划定是一个综合中央和地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方面部署协商确定的结果，超越了单纯学术讨论的范畴，是理论应然与实践使然的结合。当然，任何前瞻性考虑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前景，都不应排斥其弹性动态变化的可能。鉴于上海大都市圈所处的东亚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特点（人口基数大密度高、宜居空间有限、环境承载力近饱和）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前景（高速铁路、5g网络），未来适当延展上海大都市圈的功能性尺度并非不可预见。为此，当前的上海大都市圈发展愿景谋划，还应高度重视同兄弟都市圈的互动。
(2) 上海大都市圈的愿景内涵
“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为上海大都市圈的愿景，涉及三个层次的内涵理解。第一是“卓越”，指突出的创新演化能力，揭示本地域生生不息的动力机制。上海大都市圈是一个复杂系统，历史上地域发展重心经历了从河谷平地到三角洲上部再到三角洲下部的持续迁移；苏、常、甬、沪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心城市迭起；因港而兴、因商而兴、因农而兴、因政而兴、因人才而兴等各种崛起路径得到持续激发，在多样化自组织中持续保持了这个地域的整体活力。第二是“全球”，指突出的全球性联结能力和世界级影响力。上海大都市圈是一个开放系统，历史上持续同外部开展流动交换（大移民、中原文化输入、对外贸易），近代以来同全球经济、文化运行保持功能性连接，到当代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第三是“城市区域”，指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流量枢纽和创新策源功能的核心依托空间已然从城市的行政性范围拓展到大都市圈的功能性范围。
(3) 上海大都市圈的主要目标
上海大都市圈的目标设定需要依据两个基本指导思路。
思路一：基于上海、大于上海、优于上海。上海大都市圈是以上海为主核，上海的高度决定着上海大都市圈的高度。大都市圈应该首先响应上海城市规划关于卓越全球城市的主要目标功能，并考虑在全球城市区域尺度上去践行。此所谓“基于上海”。同时，从上海1个都市到上海大都市圈的9市一体，空间范围扩大近9倍，就必须跳出上海市，从整个大都市圈的尺度评估考虑生态环境、创新活力、人文资源条件、空间配置、主要挑战和符合卓越全球城市区域的更宏大的目标内涵。此所谓“大于上海”。还应该看到，鉴于上海市的规划在本质上是针对一个高度城市化行政市的规划，其在生态、人居等维度没有条件提出更为宏大的目标。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则有更从容的施展空间，优化生态、活力、人文这三个关键方向的权衡排序，以实现 更可持续的发展。此所谓“优于上海”。
思路二：面向未来建立国际坐标系。规划、建设和管理上海大都市圈必然需要摆在国际坐标系中。自联合国确立“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来，世界上一大批优秀的都市区、都市圈或区域都对自身的长期发展进行了新的规划和修订。基于日本首都圈、纽约新泽西康州都市区、加州湾区、芝加哥大都市区、加拿大金马蹄地区（以多伦多都市区为核心）、东英格兰都市区、法兰西岛、荷兰兰斯塔德城市群、大悉尼区域、孟买大都市区、大马尼拉区域11份优秀规划文本的研究（参见本书第四部分）表明，面向21世纪中叶的发展愿景目标在国际上具有高度共识。比如在发展愿景上，可持续和包容性是高度一致的发展愿景表述，此外竞争力、充满机会、全球性、健康/有活力、繁荣、多元化、公平也是有相当共识的表达。围绕可持续目标，相关规划引导出了减少环境影响、抵御气候变化、增强环境适应力的策略目标；围绕包容性目标，相关规划引导出了保护发展、聚焦增长、包容性增长、增进平衡遏制一点集中的策略目标。
基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发展的潮流，上海大都市圈的目标设定需要形成三个维度的追求：
第一，上海大都市圈必须是一个生态型都市圈。在发展目标上，要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要达成韧性应对气候变化；要保护和恢复好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河口三角洲水乡生态环境；要在关注城市的同时以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共构。
第二，上海大都市圈必然是一个活力型都市圈。在发展目标上，要构建高度完备基础设施以支撑人财物信息高密度对流；要形成高度丰富的区域生产网络以支撑完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要塑造满足高度活跃创新创业活动需求的社会生态系统。
第三，上海大都市圈理应是一个人文型都市圈。在发展目标上，要纳入品质均衡的多样化生活要求；要引导协商合作的民主治理；应形成自信、多元、开放的文化基因。
2.“共享共担，对流辐射，弹性嵌套”为发展策略
上海大都市圈目前涉及9个地级以上市、超过40个区县级行政单元。要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演化能力的全球城市区域，实施策略非常关键。要在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流程中，坚持引导开放性；承认多样性与复杂性；鼓励流动性；培育创新环境。为此，我们提出3大策略，即共享共担、对流辐射、弹性嵌套。
(1) 以“共享共担”策略，解决功能分解、协同配合问题
作为大都市圈的超大型核心都市单单采取非核心功能疏解的策略是不恰当的，应考虑同步实施核心功能共享和非核心功能疏解。具体而言就是共享功能、共享红利。同时，9大城市融入一个大都市圈，应强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功能空间单元对于自然风险、地缘风险、人口挑战等重大负面情景的应对能力。具体而言就要求共担生态环境挑战、共担人口发展挑战、共担气候变化挑战、共担可持续发展责任。
(2) 以“对流辐射”策略，解决运行逻辑、要素争夺问题
为了解决“虹吸效应”的担忧，上海大都市圈需要同步推进“对流”和“辐射”。对流强调从高低势能间“单向流动”转向“双向流动”，主要枢纽向各节点的“一对多”转向所有节点之间的“多对多”的面形对流。对流有助于在要素存量稳定情景下，加强上海大都市圈要素的“周转率”，提升沟通“浓度”，无形中增加都市圈要素可用总量，特别是有助于中小城市、郊区、乡村等相对弱势空间在都市圈协同中获利。具体而言是要求硬件基础设施增进对流、软件体系融合保障对流、要素对流激发创新可能。辐射强调能量高地“跨越式”对外释放影响力，上海大都市圈有必要将势能的识别思维从经济维拓展到生态维、文化维、社会治理维，由此势能高地将更为多元化，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单元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高势能维度，进而推动优质资源实现辐射。
(3) 以“弹性嵌套”策略，解决空间部署、动力传导问题
上海大都市圈在酝酿过程中有持续的范围调整，其客观上既内嵌多个都市圈，又与周边多个都市圈形成交叠，与上海大都市圈圈内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相比，杭州、南京等圈外城市与圈内城市的联系强度不见得有显著的级差。为此上海大都市圈特别需要主张边界动态弹性，适应灵活嵌套。具体而言，第一是多重嵌套灵活施策。在上海大都市圈对外关系上，正视每个参与方都处于多重都市圈、城市群、省域、城乡多重关系中，分清嵌套组合的侧重点，开放式弹性考虑未正式进入大都市圈的邻近城市的协同；在上海大都市圈内部关系上，应针对“混合型”全球城市区域的特点，灵活施策。复合考虑适用于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关系的干预策略。比如：沪苏嘉、苏锡常在性质上更接近于都市圈关系，应兼顾功能关联与服务衔接；沪锡甬舟通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城市群关系，应侧重加强功能关联；沪常湖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区域关系，应侧重加强服务衔接。第二是分层嵌套释放多元势能。根据生态、经济、文化、创新等资源分层识别上海大都市圈势能高地，每一参与方都有某方面优势。比如：环太湖、长江口、杭州湾、淀山湖属于大都市圈的自然生态高地；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洋山舟山港口群属于大都市圈的网络流量高地；上海、苏州、嘉兴、湖州是大都市圈的人居人文高地。各城市可以个性化设计势能辐射策略。第三是有机嵌套实现战略协同。要主动识别上海大都市圈的关键性战略连接空间，多样化创新和部署大都市圈功能传导节点，构成城市间、城乡间相互嵌套的动力传递介质。比如：东部沿海航运据点群、杭州湾重化工据点群、长江口生态保育群、环太湖和环淀山湖水乡生态人文群等可以充当经济、创新、文化、生态、社会等不同维度的战略协同动力介质。再比如：一体化示范区、创新走廊、飞地、环湾环湖、运河文化带、综合枢纽、自贸区联盟、跨界区域、水系蓝网等点、轴、环、网可以充当大都市圈战略连接空间的基本形态。
参考文献：
[1]上海进入全球金融中心三强[eb/ol].[2020-10-07]. http://sh.peop1e.com.cn/n2/2020/1008/c134768-34335928.html.
[2]王帆.2019年人均gdp超2万美元城市[j].21世纪经济报道，2020-4-24.
[3]陈雨康，宋薇萍.一季度沪苏浙皖经济强势增长 长三角一体化活力尽显[eb/ol].[2021-05-1].http://www.cs.com.cn/xwzx/hg/202105/t20210518_6167626.html.
[4]数字经济研究院.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9）[r].2019：11.
[5]五型经济，即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总部型经济、流量型经济。
[6]王川兰.在沪设立跨区域社会组织的思考与建议[eb/ol].[2021-04-13]. https://www.sohu.com/a/460445711_120415828.
[7]陆健.浙江：数字化助力长三角一体化[n].光明日报，2021-5-24（04）.
[8]田林.我们不一样：文化凝聚力下的长三角一体化[n].社会科学报，2019-2-28.
[9]查建国，等.长三角文化与区域一体化——2019长三角文化论坛在上海举行[eb/ol].[2019-11-30]. http://www.cssn.cn/zx/bwyc/201911/t20191130_5051371_1.shtml.
[10]许晓青，吴霞.上海"文创50条" 打造国际文创中心[eb/ol].[2017-12-17]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2/17/c_1122123642.htm.
[11]王垚.协同、创新、做强极核…… 透视上海大都市圈，成都如何走好这步棋? [n].成都商报，2020-6-25.
主编：
熊 健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副主编：
孙 娟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
屠启宇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作者：
屠启宇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陶希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苏 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纪慰华 浦东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孙 娟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
马 璇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研究室主任
张振广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研究室规划师
上观号作者：上海规划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