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素有“赤色沪西”的美誉，这里是上海开埠后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也是党的早期组织重要活动地之一。6月21日，由普陀区委建设的，集中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小沙渡办学历史的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正式开馆。

该馆位于安远路近苏州河南岸，是一座集收集、研究、展示、教育、旅游为一体的多功能专业红色文化场馆。1920年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李启汉来到上海开埠后产业工人集聚的地区之一，位于普陀区的沪西小沙渡。在这个上海纺织工人最集中的地区创办工人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阶级觉悟，培养工人运动先驱。

《铿锵序曲——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王萌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回顾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光荣历程的一本纪实文学作品。其较为完整地展示了起源于上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酝酿、产生、发展、变迁的全过程，以大量的革命斗争史实和革命者个人生活经历，从宏观大局和微观细节中反映出邓中夏、李启汉等中国共产党工运领袖为发展工人运动、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艰苦斗争和伟大牺牲，并归纳为“初心不改，梦想常新，征途未竟”的主题。

小沙渡的工人半日学校

如今说起沪西小沙渡这个地名，恐怕大多数土生土长在上海的年轻人都未必知道。可时光倒流回二三十年代，沪西小沙渡却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最重要的阵地之一，蕴含着上海和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缩影。党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曾称“上海小沙渡和北京长辛店，是中国开展工人运动的起点”。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有这样的内容：“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

实际上创办工人学校的工作，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一年之前，就已经在进行。1920年夏，肩负着组织交托的使命，李启汉来到沪西小沙渡创办工人学校，但刚开始就遭遇了重重困难。

1920年始，李启汉便成为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开拓者，1922年，李启汉遭到了军阀政府当局的逮捕，邓中夏称其为“我党坐牢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1927年2月，任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主任，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书记。4月15日，广州继上海发生反革命叛变，遭逮捕，被秘密杀害。

因地靠苏州河，又处于租界和华界的接壤，交通便捷，劳动力成本非常低，中外资本家纷纷在小沙渡南岸一带占地建厂造房。此地成为沪西主要的工业区。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外地移民前来谋生，形成密集的棚户区。因清光绪三十三年英商美查公司将制造三酸的江苏药水厂迁至此地，故得名“药水弄”。

当时小沙渡一带的纱厂，有11家属于一个叫“内外棉”的日本公司。工厂资本家对于工人极其苛刻。工人稍不顺从便非打即骂。工人劳动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12个小时，夜班不加工资；工资却很少，最小的一日只有200文，而且每月在工资里要扣除所谓“储蓄费”，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因此，厂里更有一种极其奸诈恶毒的阴谋，另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作“养成工”，平日里便施以奴隶教育，等长大之后，便一批批地将他们与成年男工调换，借机开除那些“不安分”的工人，使全工厂都是些女人和小孩，如此便能任意剥削虐待而不遭反抗。在这种待遇和工作条件下，中国工人简直是日本资本家的牛马。他们通常是三四家人合住一间小屋子。

上海纱厂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是当年共产党、青年团早期组织重视和领导沪西工人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租下安远路62弄锦绣里178—180号三间门面房子，楼下三间连成一大间作为教室，内置28套课桌椅。楼上两间，一间为李启汉的宿舍兼办公室；另一间作为备用教室。1920年深秋时节，第一所工人半日学校开学了。

日商日华纱厂的童工每天站立操作12小时

工人半日学校根据工人三班倒的作息时间，分早晚两班上课，因此称为“半日学校”。教材用普通的识字课本，教师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用通俗的语言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这一天，李启汉要给工友们上第一堂课，穿戴整齐，拿着自编自印的讲义教材，他兴奋地走进教室，站上讲台。只见稀稀拉拉十余个人，与报名表上的人数相差很大。

满怀疑问地走下讲台，李启汉来到一个叫阿三的工友身边坐下问道：“昨天与你一起来报名的小李和老顺为何没来啊？”

阿三说：“小李是江南帮的，老顺是湖北帮的，两帮正准备打架呢。”“为什么要打架呢？”李启汉问。“还不是争地盘、抢码头呗！”阿三说。

工人半日学校旧址革命纪念地标牌

李启汉心里咯噔一下，上一回他亲历了工人争地盘打架的事，双方都有死伤，场面很惨，他心里很为死难的工友难过。他又转身问旁边一位工友：“跟你一起报名的阿华怎么没来？”

工友摇头道：“他们厂管得太严了，有打手，有暗探，连上厕所都要拿牌，哪里出得来啊。”

里愈加难受的李启汉进一步认识到，想要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和反抗意识，让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

脱下学生装，与工人们同吃同住、一起做工、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习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交流，他得知工人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很新鲜，但是有隔阂和顾虑，最主要的是，大家都觉得平日做工太劳累，生活又苦，连饭都吃不饱，对读书识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自然不大。

李启汉努力改掉了湖南口音、学会了上海话，以便拉近与工友们的距离。但是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像座大山横在他面前，那就是帮会问题。

旧中国帮会组织的前身是封建社会走向解体过程中产生的游民结社组织。进入20世纪之后，帮会组织已经遍布社会的各行各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业和工矿企业。当时上海工人加入帮会的占总人数的20%，加上其他类似兄弟会、姐妹会等各种旧式组织的人数更多。大多数工人加入帮会的目的是为了借助某种集体的力量保障生活。上海有两大帮会，即青帮与洪帮。他们与租界捕房勾结互利、狼狈为奸，势力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大多数青帮头目充当了租界捕房的密探或者做了中外资本家的工头来监督工人的活动。工人们为了生存，只好去“拜老头子”，工人们的行动自由被帮会势力严重束缚着。因此，能否妥善处理帮会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团早期组织的工人运动工作能否顺利开展。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写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李启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打入青帮。在工人补习学校认识了一位参加青帮的女工，并拜她为师，由她推荐加入了青帮。从此他便借青帮的身份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得到同帮工人的照顾。他往来于各纱厂、烟厂、印刷厂，渐渐打开了局面。

他强调工人不仅要得到一些娱乐，以活泼精神，而且对于“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大会开得很热烈，上海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成员杨明斋、沈玄庐、邵力子等以来宾身份在会上讲演，鼓励工人振奋精神，努力学习，奋发上进。

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内景

彭述之在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历史时写道：

后来并计划成立一个“劳动俱乐部”，作为工人经常聚集之所，这个俱乐部的章程已经发表于1921年1月10日出版的《劳动界》二十三期，但也由于留俄学生的出国而停顿了。

自留俄学生出国，外国语学校也解散了，留在上海继续工人运动的只有李启汉。他一个人当然不能发展工人运动，他所能做的是把已有的工人组织，如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等继续保存，这便是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上海从事劳动运动的基础。

1921年春，在工人游艺会吸引积累了部分热心工友后，上海工人半日学校重新开学，前来报名学习的工人逐渐增加。

日商内外棉五厂的青年工人黄桂生，永远难忘他第一次走进工人半日学校的情景。当时只有17岁的他，听说锦绣里办了一个新学堂，义务教工人读书，感到十分新鲜好奇，休息日约来几个小兄弟一道去看个究竟。走到那学校门口，只听见里面热闹地在唱京戏。一位身穿旧灰布夹袍的年轻教师微笑着走出来，这便是李启汉，他亲切地招呼他们进去玩。教室里摆着20多张没漆过的白木桌椅，墙上挂着黑板，到处干净清爽井井有条。

大家坐下来听戏，李启汉随意与工人们攀谈。见工友们都有些拘谨，李启汉拿出一个足球，招呼大家一起踢球。黄桂生不小心一脚踩在泥坑里，把球弄脏了，心里很害怕。李启汉和气地安慰他不要紧，拉着他的手去自来水龙头处洗脚，再把足球弄干净。这件事使黄桂生深受感动。他想起平时在工厂里弄坏一点东西，日本资本家不但要照价赔偿，还把工人打个半死的情景，感叹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回到屋内，李启汉为大家倒茶，此时工人对他已全无隔阂，无拘无束地热切交谈起来。有的工人提出每天要做工12小时，白天没功夫读书。李启汉说，白天没空就晚上来读，如果要做夜班，可以上午来读。只要大家愿意来，学校可以多开几班。他还勉励大家说，工人要尊重自己，力求上进，不要因为社会上一般势利眼看不起工人，就灰心丧气，一定要人穷志不穷。黄桂生受到鼓舞，进了工人学校，后来成为罢工斗争的积极参与者。

改办后的上海工人半日学校在沪西工人中颇有影响，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参加学习，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但是不久后，学校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被强行查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9月，在上海工人补习学校基础上恢复办学，改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们报名很踊跃，有200多人，其中女工约20人。学校仍分日夜两班授课。李启汉、李震瀛和包惠僧等人轮流授课。

1922年7月18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当局查封，迁往北京，工人补习学校被迫停办。这年秋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在小沙渡、劳勃生路依照半日学校的形式继续办了两个工人补习班。

虽然工人半日学校历经租界当局多次打压最终被迫停办，但前来听课的工人中却有不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工人运动的骨干，在之后的上海工人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曾经在工人半日学校学习的孙惠良，是日商同兴纱厂的职工。他因为听了李启汉的课而懂得了工人受苦的根源，积极参加改造旧社会的革命斗争。他曾代表沪西纺织工会，多次参加纪念五一节的筹备活动，并承担部分联络工人的工作。工人半日学校被查封后，他经常去李启汉住处请教，不久被吸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转为共产党员，后来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李启汉的并肩战友。他在1925年的罢工高潮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牺牲于广州。

在工人半日学校的基础上，李启汉帮助上海工人组织了纺织工会沪西支部，成为开展上海工运的重要团体，开辟了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

资料：东方学习读书会

编辑：徐诺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