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转变》
任远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引发关注和热议。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韩国与日本的生育率已陷入“低生育陷阱”——即使国家鼓励，也难以改变持续的低生育率。生育率低将导致社会劳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足、消费能力不足等问题，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国家将陷入一种“人口负债”的状况，这于国家的发展不利。
该怎么样去应对这种现状？在此推荐复旦大学任远教授在2016年在我社出版的专著《后人口转变》，在该书中集中阐述了面对低生育社会人口政策该如何改革的问题。
本书从完成了人口转变以后的中国人口发展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入手进行论述，对中国当下和未来国情有所介绍，及进行一些前瞻性的思考。本书将从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和未来预测入手，对后人口转变和我国的生育率变化、后人口转变和我国的死亡率变化及老龄化、后人口转变和我国的人口经济发展战略、后人口转变和我国的人口迁移流动进行讨论，希望对国家人口发展状况有一个面向未来的观察视角。而这样的面向未来的观察视角是极其必要和迫切的，因为如果不能够从塑造我们观点的陈旧的人口和发展关系中摆脱出来，新的人口和发展的平衡就难以实现。中国发展也很难找到通向未来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通道。
作者简介
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社会学会移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口学会人口资源环境专委会副理事长、上海市人口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研究领域聚焦于人口变动和城镇化相关联的社会发展和政策研究。研究成果获得过包括国家人口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学术奖励。
精彩书摘
当下，要理解当代中国的人口变动和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是人口转变。也就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传统再生产模式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模式。这个分析框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1世纪之交的2000年，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和基本任务是实现了“人口转变”的完成。
所谓人口转变是对欧洲18世纪以来人口变动的理论总结，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发展、健康卫生进步、避孕技术应用和婚姻模式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的死亡率率先下降，带来人口总量上的膨胀，然后人口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持续下降，从而实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极低的自然增长的人口状况。
欧洲主要国家在20世纪中期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的人口转变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特别是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死亡率快速下降推动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到了20世纪末期的2000年，已经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也就是人口再生产模式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基本模式。
我们可以将新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后到1970年代
死亡率的下降非常显著，死亡率下降幅度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是死亡率下降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因此，在这个时期，人口快速增长，才有马寅初作为代表提倡控制人口增长的“新人口论”；
2.1970年代以后
采取人口控制，通过生育率下降引导的人口转变阶段。在1970年代的生育控制还是比较柔性的，例如提倡“晚、稀、少”，到了1980年代后开始实施比较行政化和刚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个阶段中生育率下降非常明显，是生育率下降带动的人口转变阶段。这个时期形成了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基本整个导向，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生育也被确立为“基本国策”；
3.2000年以后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人口转变的作用逐步减弱甚至基本上不起作用了，社会经济因素成为决定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因素，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基本稳定，这个阶段是人口转变完成阶段。因此，这个阶段里，开始了对计划生育政策作用的反思，并呼唤从“人口控制论”的思想导向中转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新人口观”。
在这个人口历史动态的背景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认为是人口转变完成以后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的开端，或者说表明了人口转变以后的人口在继续变动和转变。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口发展将呈现和人口转变时期不同的面貌，表现出新的特点。
这也是在当下中国迫切需要开辟性地重新思考人口和发展关系、重视开拓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和发展研究的原因。
一、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以后的生育率继续下降
从199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低于更替水平，在此之后的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人口的时期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18的水平，经过调整大约是1.4的水平（王广州，2013）。也就是一个育龄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1.4个子女。
后人口转变时期的生育政策调整是滞后于人口变动的基本态势的，而生育政策也必然会随着后人口转变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从2014年开始，国家进行了放开单独两孩的生育政策调整，从2016年开始实行“全面二孩”。
从到目前为止的政策实施效果来看，生育政策调整后新增加的补偿性生育低于预期的水平，说明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策因素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越来越减弱，生育政策对于国家宏观的生育水平调整的作用越来越下降，但是行政性的生育管理政策却对部分希望生育但是不符合政策条件的家庭形成客观的阻碍。因此可以推论，进一步放松生育管制，对于生育水平上升的影响应该并不显著。而逐步使生育政策回归到家庭的自主决策，政府通过间接的社会经济政策工具来支持和服务于人口生育和调节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回归到常态状态的家庭计划的发展方向。
在人口转变完成以后，中国生育率变动也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状况，这类似于欧洲和东亚，随着家庭和婚姻模式变化、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生育率水平继续下降出现“第二次人口转变”，而生育率下降以后则很难出现反弹。在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虽然政府实施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也非常有限，以至于被认为存在一种“低生育的陷阱”。人口转变以后的生育率继续下降，构成了当下后人口转变时期的第一个人口特点。
二、影响生育意愿的真正原因
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宏观社会经济因素实际上是通过影响微观妇女和家庭的生育决策在发挥作用。影响生育决策的因素分析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为什么生育水平越来越低，为什么女性生育越来越晚。贝克尔（becker）为生育和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提出了里程碑式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人类的生育是把孩子作为耐用品进行投资的一项行为选择，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是人们选择生育孩子与否的主要考虑因素。
贝克尔在他的家庭经济学中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孩子的效用和成本发生了转变，孩子对家庭的贡献变得越来越小，而抚养孩子的各种成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则越来越大，这使得人们倾向于生育更少的子女。特别是，社会服务的市场化使得生育子女的社会成本更高了，从生育婴孩一直到子女成家立业的经济投入越来越大，最终使得人们无法承受这样大的压力而选择减少生育。生育子女的成本还包括女性因为生育放弃的发展机会等机会成本。
贝克尔还认为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则家庭培养子女的价格也会提高，子女的质量替代了数量，人们更加关注生育子女的质量，他认为生育子女的数量会相应下降。贝克尔在后来的研究中又继续研究家庭时间分配问题，而生育实际上是家庭时间分配和工作时间分配平衡的结果，因此当母亲的时间价格更高，生育的机会成本更高，因此带来妇女生育的减少。
在此之后，又有其他的学者对家庭生育行为进行了研究，比如“代际财富流”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生育子女有利于家庭财富向上流动，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生育子女则会带来家庭财富向下流动，生育子女不再是家庭养老的最有效的手段，反而成为家庭的负担，因此人们选择生育更少的孩子。
伊斯特林（easterlin）提出两代人口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年轻夫妇的消费和生活愿望受到父母生活的影响，后代人相对于上代人口经济收入状况的改善会增加生育；而经济状况不如父辈的情况会减少生育。这个假设也可以解释，在经济繁荣时人们根据相对收入理论会选择生育更多的子女，而在经济萧条时选择生育更少的孩子，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更好的生活水平。
这样一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197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转变都是有启发作用的。我们看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实施对于生育率转变的突出影响，更应该认识到政策因素对于生育率水平的影响正逐步降低，市场的力量改变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构成影响生育率水平的主要因素。
三、生育率低有什么不利影响？
17世纪以来300多年展现出的工业化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和生育率下降的相关性，使得人们形成了生育率下降是好的这样一种看法。或者说人口转变本身意味着经济社会进步。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生育率水平过低或者是长期低生育率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了各种不利的影响，而且这种不利影响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长期低生育率对发展的不利影响首先仍然表现为经济层面。1970年代以来，我们似乎看到低生育率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但在长期人口低生育率以后这种人口红利却逐步走到其反面，成为一种人口负债。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开始转而下降，并构成经济增长放缓和下降的威胁。如果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而劳动力数量下降，则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出现整个社会劳动力不足的局面。老年人口比重则逐步提高，整个社会的抚养压力不断提高，到2020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水平将会达到50%的高水平，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数量相对不足对于经济增长的压力。另外，生育率下降伴随的人口红利主要在于社会抚养水平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提高，并因此推动经济增长。长期低生育率则会带来社会抚养水平提高，社会储蓄率下降和投资减少，对老年人的抚养消费则会增加，最终结果是整个社会失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1990年代以后长期低生育率的推移结果会出现青年人口比重下降，以及青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虽然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但是青年人口总量和比重的下降，造成创新能力的下降。因为无论如何，青年总是一个国家中最具创新性的群体。这也是具有更多青年移民的城市往往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的原因。青年创新创业会创造出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成长空间。在知识经济社会下，劳动者的年龄对于经济社会的约束性可能在下降，但青年人口依然是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宝库和不懈动力。在这个意义上，长期低生育率会减少青年人口比重，损害国家长远创新能力的根基。
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后青年人口比重和总量的下降，在人口结构层面上表现出处于家庭形成期的人口数量减少和比重下降。不仅是家庭规模小型化，而且青年为主的新形成家庭减少，带来对消费市场的巨大冲击。例如我国1990年代以后房地产产业的大发展固然是社会投资增加的原因，但从人口结构的背景看，则是生育高峰年龄人口带来的家庭形成推动更多的购房需求的结果。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不需要大规模住房，甚至还通过倒按揭退出住房市场进入养老院，而青年劳动力的家庭形成速度放缓，会构成住房市场发展的约束。新家庭的形成对市场消费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影响从婴儿奶粉到住房的整个市场消费。
长期的低生育率最为消极的后果将是对家庭功能的破坏。生育是家庭的基本功能，生育的下降使家庭功能弱化和家庭生活风险提高。家庭的少子女化使得家庭养老能力不足，未来的家庭越来越成为“421模式”，即一对夫妇有双方各自父母4人，还有1个子女。同时双方父母4人还有8人的祖父母。家庭树的萎缩带来家庭养老能力恶化，甚至使得依靠家庭养老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家庭少子女化甚至家庭无子女化的情况日益明显。少子女化也使得家庭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脆弱，比如失独问题、残独问题等。虽然夫妇双方只有一个子女而子女意外伤残死亡这个问题在历史上都会出现，长期低生育率和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失独问题和残独问题的程度、对家庭的影响都会更加严峻，政府在处置相关社会问题中也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长期的低生育率使得整个社会成为高风险的社会。而如果整个社会的家庭基础的风险性增强，家庭的经济消费功能和社会支持功能弱化，社会生活的秩序和可持续都会受到相应的威胁。
长期低生育率同时改变了新生代青年人口的个性特点，1980年代后的独生子女一代人被认为是被娇宠长大的“小皇帝”，他们在低生育背景下受到更大的呵护，但是家庭作为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其功能弱化了。过去的兄弟姐妹和大家族伙伴群体的相互交往和人格养成环境不存在，使得独生子女一代人在意识不足的背后形成缺乏独立性、过分自我中心等弱点。当然我们应该充分考虑低生育率后教育提高使得独生子女一代人实际上更有能力成为国家未来的希望，但是这一代人先天性的“社会化不足”也会在他们家庭生活和职业发展中带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例如不仅现在的家庭功能在弱化，这些独生子女一代人成立家庭以后的家庭功能也会进一步弱化，不少独生子女一代人缺少家庭家务的能力，他们生育了子女还要老一辈父母来帮助照料，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祖辈带孙辈”的现象。很难说这样的代际人口关系的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显然，长期低生育率后的未来人口群体的个人性格、相互交往模式、社会结构类型都在发生变化，逼迫社会运行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低生育率和长期的低生育率在性别偏好的情况下，则会引发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数据表明，1980年代以后，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就开始偏离正常水平，1982年的人口出生性别为107.6,1990年增长到111.14,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加到116.8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17.94。近年来出生人口性别似乎有所下降，但2014年仍然在115.88的高水平。在中国中南部地区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甚至高达130—150。目前，世界上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生性别比高于107的正常值上限，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相关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客观来说，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根源是性别偏好和选择性的人工流产，但是长期对生育行为的干预控制作为一个诱发因素推动了性别比失衡。性别比失衡加剧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出生性别比失衡和人口迁移流动的性别不平衡交织，将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未来的社会结构、婚姻市场、性别关系、养老安排和社会稳定等都会出现新的问题，积累性地表现出其不利影响。
因此，当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低生育率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根本上低生育率意味着人口持续萎缩乃至民族国家的人口前景都会受到影响。追求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无异于长期性的人口消亡。生育率下降影响着社会生活、家庭、性别关系、社会结构等。在生育率下降的早期，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但在后人口转变以后，其消极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比如对社会的消费影响，对社会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这种矛盾关系正是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的积极后果会反作用于自身，表现为后人口转变时期由于长期低生育率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长期低生育率将会使未来社会成为高风险社会，因此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不利影响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应该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比如社会的养老问题、失独问题、残独问题、社会的困境、生活的风险性等。更为严峻的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当生育率下降到低生育率以后，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时，在日本、韩国等国家，虽然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也难以使得生育率出现反弹，出现了后人口转变的“低生育率陷阱”的现象。这样，在后人口转变时期的长期低生育率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担忧的社会问题，使得后人口转变的人口问题内容特点和性质都和高生育率时代截然不同。
四、人口政策如何匹配人口格局的变动？
回顾人口政策和国家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基本的经验和启示。
第一，人口政策必须及时调整并且有一定前瞻性地去匹配当时和未来的人口格局变动。我国的人口政策调整需要有动态性，它不能完全静止不动，否则就变成了刻舟求剑的政策。因为人口本身是在动态发展的。而且，如果人口政策过分滞后于人口格局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将会给国家发展带来困难和压力。
第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达成一种平衡。出现显著不平衡的时候，一方面要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人口政策来努力实现人口和发展的平衡和和谐。无论是所说的适度人口、全面适度人口，或者人口均衡，都是表达了这个意思，即人口与发展要实现外部均衡、长期均衡，人口内部也需要实现结构均衡。人口政策的实施要有利于促进人口和发展的平衡关系，我们需要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不能就人口看人口，也不能只看人口的数量，要兼顾数量、结构、质量等之间的平衡，兼顾人口和发展的整体协调。
第三，人口政策是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我们不能将人口政策作为应对国家发展的唯一政策工具，甚至不能作为最核心的政策工具。是经济改革开放而非人口控制推动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而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为国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同样，希望通过人口政策改革来推动国家发展也并非是一个根本性的出路。单纯依靠人口政策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也不能解决劳动适龄人口下降问题，人口政策只是解决国家发展所面临问题的一种政策工具。我们现在可能给人口政策赋予了太多的责任和压力，但将很多问题归根于人口问题是病急乱投医，也不一定能够对症下药。未来国家发展的许多挑战和问题，不一定是人口政策可以解决的，但显然人口政策改革是国家未来综合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同时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仍然适应人口格局的变化。
我国需要在当前时期积极改革人口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要让人口政策回归到其作为公共政策的本来含义。我国当时制定行政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渡过人口和生产力严重不平衡的发展之坎，等过了这一道坎之后，就应该考虑使人口政策回归到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
第一，人口政策需要努力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不同人群有不同的生育需求，有的人愿意生1个，有的人愿意生2个，有的人愿意生3个，也有的人不愿意生。我国政策的根本职责，是能够尽量满足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多种需求。不同个人、不同群体对于生育意愿有着多样化的需求，生育政策应该能够支持人们多样化的生育需求和生育选择，并以促进人民群众的家庭发展和幸福为目标。实施人口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使人口政策真正成为一种促进公共福利的公共政策。一旦人口政策脱离了人民的利益和需求，人口政策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第二，作为公共政策的人口政策，其制定和修改应尊重人民群众自身的自主选择和公共决策。政策的制订需要以人民群众的生育权利为基础，需要更多的公共参与，使不同的人群能够对政策有多样化的表达，避免单纯行政性地制定政策。
第三，生育政策的管理执行也应该从行政管控机制过渡到一个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机制，使这样的一个政府机构能够为整个社会提供生育与健康的服务，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不应该是决定是否允许个人生育、何时生、生多少的部门，更多的应是要为人口群体提供健康服务、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减少社会的出生缺陷率，为不能生育的人群提供帮助，提供人口和家庭的各种社会服务，等等。同时，作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政策的执行手段和方式，也应避免国家直接的行政控制，而更应通过引导现代生育文化的建立，通过完善的社会配套体制的支持和利益引导机制，引导个人和家庭生育的行为，并更好地适应国家的长远发展。
后人口转变时期正在出现和将要出现的人口发展态势，构成了当下中国的人口国情，是未来影响国家发展的基本人口动态。再继续用“人口多、底子薄”的旧观点来理解中国人口是不合适的，甚至会对人口和发展远景造成错误的判断。与1950、1960年代不同，也与1970和1980年代不同，当前需要形成一种新的人口观，用来更好地理解和推动国家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因为后人口转变的人口国情，和在人口转变前，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国家人口国情和国家发展战略都是不一样的，重新思考人口变动和国家未来发展也因此是必要的和迫切的。
需要继续说明的是，在21世纪以后中国人口发展是否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以及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变动特点究竟是什么模式仍然可以进一步加以斟酌。如果说“人口转变论”是对历史性人口变化进行了整体性解释，对进入这样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以后的遥远未来的人口发展长期判断，由于其实际上并未发生，人类的预测能力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对于100年、200年以后远期的人口状况变动还基本处于假设和空想的状态。因此，我们有可能处在后人口转变的新的人口与发展长历史周期的开端，或者说，我们实际上还处于人口转变的后期阶段，处于巩固和完成这个人口转变的过程。
但并不能否认，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完成了人口转变以后的人口格局正在出现巨大的转折性变化，欧洲1950年代完成人口转变以后的人口变动以及最近30多年来东亚社会的变化，能够为理解中国当下人口转变后的人口变动提供了参考。这些国家中人口变动出现的诸多新现象，不少学者也对这样的人口变动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解释。这样的人口转变以后的人口波动和人口变化，将有可能在我国未来50年中显著地表现出来。我们应该有理由将其作为后人口转变的开端，或者至少可以将其理解为从人口转变到后人口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个历史时点上观察和思考中国人口与发展，对于更好地理解国家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后人口转变》
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辑：徐诺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