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雁荡路80号的中华职教社社所,尚丁夫妇曾住地
今年是尚丁同志100周年诞辰。尚丁,本名孙锡纲,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黄炎培秘书,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常委、副主委,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华职教社第五、六届理事。曾参与中华职教社发起组织的“宪政座谈会”和“拒检运动”的工作,任《国讯》周刊、《宪政》月刊编辑。
在1947年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非常时刻,尚丁和他的夫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记录着上海民盟地下组织500多名盟员信息的一本珍贵的花名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民盟组织恢复活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尚丁和夫人保存的花名册内页 (资料图片)
忠诚组织 奉献社会
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非常时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章伯钧约见尚丁,通知他准备接替上海民盟组织工作。章伯钧意味深长地把自己戴的一顶深咖啡色呢制礼帽赠送给尚丁说:“更艰苦的斗争要由你们来接过去了。”
10月17日,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辛志超同志把祝公健同志移交下来的上海市盟员名册亲自交付给尚丁。这是用米粒大的小字写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着上海民盟地下组织500多名盟员信息的花名册。1981年,当祝公健再次看到这个小本子时,回忆说:“1947年5月,形势日益恶化,预感到国民党政府可能要迫害民盟组织,盟组织安排一些已经暴露的同志陆续撤退,我断断续续花了十几个日夜,用小楷笔把全市盟员的入盟志愿书、登记表,一一抄录在一个小本子上,制成全市盟员名册,然后把原件全部焚毁,把这个名册亲自交给盟市委主任委员章伯钧,就撤退到香港去了。”
尚丁的夫人孙文芝老师后来也回忆说,尚丁把这本小册子郑重地交给她,并说:“这是上海全市盟员的名册,组织决定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机要任务,交给你负责保管。它关系到整个民盟的地下组织和全市盟员的安全,你要用生命来保卫它。”
小册子只有手掌大小,不到二两重,对于尚丁和孙文芝夫妇来说却是重于千斤。经过彻夜的思考,孙文芝决定把小册子藏在女儿的一只玩具小钢琴里,同时还储存了半桶火油,准备着万一被捕时,点火与它同归于尽。
当时,正值民盟组织转入地下,孙文芝放弃了所有组织活动,时刻守护着名册。而尚丁则受命担任民盟华东区执行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负责把盟组织转入地下,全面审查每个盟员在民盟被迫解散后的思想动态、斗争情绪和社会关系,将思想坚定、斗志旺盛的同志即编入新的组织,这是一项工作量很大而又十分艰巨和严肃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尚丁需要经常使用这本册子,他就在夜阑人静的深夜,钻进狭小的阁楼,打开玩具小钢琴,悄悄地查看小册子。这一时期,尚丁还曾化名司徒燕山,协助林宏、胡塞等革命志士逃脱白色追捕,去往解放区。
直到1948年夏秋,上海民盟地下组织已经完全恢复,这本小册子才用得少了。之后,尚丁夫妇仍觉得小册子藏得不够安全,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把它藏在一个很小的热水袋里,倒过来,用细细的铁丝拴住,吊在了天井靠墙的落水管道里。这本小册子,是在尚丁和孙文芝夫妇的生命掩护下,历经千难万险保存下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民盟组织恢复活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尚丁参加革命工作60多年,热爱祖国,忠于革命事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民主革命。进入新时期,尚丁关心民盟基层组织的运作,经常参加基层支部的学习活动。
兢兢业业 办好杂志
除了民盟组织的工作,尚丁还一直活跃在新闻、出版工作的第一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参与了中国知识界抗击国民党的腐朽专制统治,参加了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尚丁曾长期担任黄炎培先生的秘书,他的青年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在黄炎培先生身边工作,协助其搞好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协调工作。
由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国讯》在1948年4月被国民党查封后,黄炎培、杨卫玉等先生就毅然地作了决定:再办一个刊物,把《国讯》的战斗继续下去。在《国讯》被查封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展望》就在5月1日以新的战斗面貌出刊了。这其中所费周折确实不少。
要办一个刊物,必须要有国民党政府的登记证才行。为此,尚丁想到了他和罗涵先、陈仁炳、陈新桂等同志在1947年夏天取得的一个《展望》杂志登记证。《展望》的创刊号诞生于1947年10月,由尚丁负责出版发行。然而,创刊号出版后,适逢民盟被迫解散,时局恶化,使它只出版了一期就夭折了。
于是,尚丁与陈仁炳、罗涵先等同志进行了基层饶有趣味的“谈判”,达成出版《展望》周刊的协议,即以原来的《国讯》周刊为基础,组成了“展望周刊社”。因为形势紧张,当时《展望》还摆了一个“空城计”:刊物实际上在上海编印出版,但把社址设在南京,上海只设了一个“邮局3040号信箱”的“上海发行所”。它的地下出版机构,则在南京西路大华商场里面的一间小阁楼里。
从1948年5月1日出刊到1949年3月19日被查封,《展望》因得到读者的欢迎和支持而蒸蒸日上,发行数在短短1年不到的时间内就发展到每期五万三千多份。
1949年2月,黄炎培先生秘密离沪,尚丁表示:“我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解放后,打算把《展望》复刊再办出来。”上海解放后,尚丁果然担任《展望》周刊总编辑。当时,黄炎培先生还写了一个条幅给他,要他团结《展望》的工作人员,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尚丁的一生是同新闻、出版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48年至1957年,他担任《展望》周刊总编辑;1954年至1957年,担任新知识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1962年至1973年,在上海文献编辑所任编审;1973年,调入上海辞书出版社任编审、编辑部主任,直至1998年3月离休。
尚丁在新闻出版领域长期担任领导,并从事记者编辑业务,他还曾担任进步刊物《国讯》周刊、《宪政月刊》、十大杂志《联合增刊》以及上海《学术月刊》《辞书研究》等刊物的主编、常务编委、编辑部主任、编辑等职务。尤其是,为学术刊物《辞书研究》的创刊,费尽了心血。《辞书研究》独具特色,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成为中文核心期刊,是辞书编纂研究的主要园地,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尚丁还筹组了中国年鉴研究中心,并担任年鉴中心会长多年,为中国工具书的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
尚丁晚年,继续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他工作能力强,有魄力,记忆力好,在任《辞书研究》编辑部主任时,每期发稿开编前会议,他对各编辑手中的稿件了如指掌,一一说出稿件的内容、特色,并交待如何刊用,尚丁曾风趣地说:“办杂志,办得好是人办杂志,办得不好是杂志办‘人’。”
作者:谈其
编辑:杨骁希
上观号作者:政协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