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性别看世界》

沈奕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全国两会4日正式开幕，多项提案进入网络热议。其中，不乏许多女性代表的声音，也有不少关注妇女权益、关爱女性发展的议案。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作家蒋胜男，在两会即将到来之际撰写了多项建议，包括便关于明确非法代孕相关组织者、从业者入刑的建议。

图源见水印

4日，全国人大代表、生殖医学专家孙伟接受采访时亦表示，代孕技术有悖伦理、伤害妇女权益，建议代孕入刑。

同日，人大代表方燕准备提交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议案，建立妇女权益保障惩戒机制。同时，她还建议增加规定“妇女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子女随母姓，任何人不得干涉”。去年，她曾主张“将妇女产后抑郁治疗费纳入生育保险报销”。

此外，建议为更年期女性设立“带薪关爱假”、建议保障“单亲妈妈”平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不少代表的提案都聚焦女性权益保障，同时，一些例如“建议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的提案受到网友的讨论。

近年来，女性议题愈发收到社会关注，近期，从“货拉拉事件”、“智障女孩嫁老人事件”到“福原爱婚变传闻”等新闻下，都有“女性”的声音。透过女性的视角看到的世界是怎么样？也许正在展现。

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纳入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两会遇上“3·8节”，女性的发展应当更受关注！

谈到社会性别，必然会涉及女性主义。可以说，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今天女性主义学术的核心和精髓。《透过性别看世界》深入浅出地对社会性别进行讨论，本书探讨的内容正是当下中国社会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议题。

#精彩书摘

妇女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处理妇女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让妇女从发展中受益？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女性主义者有不同的回答。依其对妇女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妇女与发展理论可归结为妇女参与发展、妇女与发展及社会性别与发展。这三种主要的理论流派与方式，分别代表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妇女与发展的看法。

妇女参与发展（wid）

妇女与发展的实践和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了迅速发展、不断反思，逐步完善和深入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以前，妇女参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的妇女，主张审视妇女在发展中的参与程度，鼓励妇女参与发展。

妇女参与发展的角度与现代化理论模式紧密相连。这一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支配着国际发展思考的主流。在此期间，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现代化或工业化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现代化理论假定男性的普遍经历可以涵盖女性的经历，而且当社会变得日益现代化时，所有的人都会平等受益。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实践，人们发现，社会的确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妇女的相对地位并没有显著提高，而妇女在某些领域中的地位甚至下降了。

妇女参与发展的实践方式着重于如何使妇女更好地融入到正在实施的发展努力之中，倡导妇女在就业、教育及其他社会领域中更平等地参与，其工作侧重点在于“技术解决”。也就是说，这一方式认为只要把妇女纳入发展的进程中，为其提供发展的机会和环境，使她们对发展作出贡献，妇女的地位就会自然提高，妇女自身也能得到发展。典型的妇女参与发展项目通常是创收活动，向妇女传授一门具体技术或手艺，这些项目通常带有功利色彩，在向妇女传授技术的同时也教一些有关卫生、识字、育儿等方面的知识。由世界银行发起的妇女参与发展计划基本分为五种类型：福利型、公平型、反贫困型、效率型和赋权型。我们将分别介绍这五种类型，但实际上它们经常被同时使用，并且在妇女参与发展实践中主要用到前四种。

《女性贫困》

（1）福利路线：将妇女确定在她们的生育角色内。计划生育，为孩子、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提供的营养项目是福利型计划的典型例子。满足与妇女再生产角色相关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并不关心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中的妇女对生育权的控制。

（2）公平路线：关注男女不平等，特别是性别分工领域里的不平等。基本出发点是：经济战略给妇女造成不利影响，因而必须为妇女提供就业和进入市场的机会，把她们纳入发展过程。妇女被作为发展进程中积极的参与者，但是，这种方案并不触动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性别关系体系。

（3）反贫困型计划：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假定妇女的主要问题是贫困，妇女的贫困主要是欠发达的结果。它强调男女的不平等与妇女的从属地位无关，而是与贫困有关，这就使重点从消除男女不平等转为消除收入不平等。该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假定妇女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没有土地和资本所有权，因此它致力于改善妇女获取生产资料的机会，以期扩大她们就业和创收的选择空间。这种计划较少思考社会文化对妇女的影响和压迫。

（4）效率路线：其出发点是要充分利用所有的人力资源，确保有效的发展。妇女被认为是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人力资源，但往往被忽视了，这是一种浪费。因此，这一路线将重点从妇女转向发展，它假定提高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参与效果，就能自动促进社会公平。效率路线把效率作为处理妇女问题的政策路线。在实践中，这一路线只不过是把成本从需要付薪的经济领域转到不需要付薪的经济领域，尤其是无偿使用妇女的时间，有时加重了妇女的负担。

（5）赋权型路线：实际上是在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妇女参与发展的模式对于解决妇女的部分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和利益是有效的，对于部分改善妇女的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妇女参与发展的误区在于它没有对原有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结构进行批判，避开了妇女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仅仅让妇女加入已经存在性别歧视和偏见的发展领域中去，因此，无法真正改变妇女的命运，有可能使得妇女继续被边缘化和继续被压迫。同时，在制定具体的妇女参与发展的措施时，也不考虑阶级、文化等大背景，忽视男女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依附于现存权力体系。这些弊端使得这一模式的“解放性”大打折扣。

妇女与发展（wad）

妇女与发展，或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式，始于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根基在马克思主义，因此，她们批判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注重阶级压迫问题，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阶级压迫联系起来，把妇女解放事业放到国际大背景中去看待。

妇女与发展的着重点在于妇女与发展进程的关系，而不单纯侧重把妇女引入发展的战略。它的出发点是妇女在社会中从来就扮演着重要的经济角色，而且她们所作的家庭内外的工作一直对社会的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妇女一直在发展中。所以，不存在把妇女纳入发展进程的问题，而是如何协调社会发展和妇女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从社会组织的特定系统中去揭示妇女的命运，认为妇女受压迫是阶级压迫的起源和基础，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在多数人生产的财富被少数人占有的阶级社会中，机会均等很难完全实现。因此，这一政策模式强调改变原有的生产模式，让妇女也能享受社会的财富。

妇女与发展模式隐含着一个理论假设：如果国际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平等的时候，妇女的地位就会得到改善。

社会性别与发展（gad）

20世纪80年代后期，妇女与发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为社会性别与发展，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它关注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和形式，注意现行的发展规划及发展目标中对妇女的忽视或不重视程度；研究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的发展机会；研究妇女和发展之间深刻的相互关系。认为不仅妇女需要发展，而且妇女发展本身就是发展的重要内容，任何发展目标中都应包括妇女发展及消除性别不平等的内容。

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关注不仅在于妇女本身，还在于社会性别的构建以及对男女两性的特定的角色，责任及期望的指定。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及社会性别与发展方式都对妇女在家庭中所受的压迫给予特殊的注意，并进入“私人领域”分析夫妻角色分工基础上的一些前提假设。她们的分析针对女性所作的全部工作展开，其中包括非商业性的劳动。同时，社会性别与发展更为重视国家在促进妇女解放上的参与，把它看作是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的职责一部分。

从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理念而言，和妇女参与发展和妇女与发展的最大区别是把妇女看作变革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受援助的对象，其主要的手段是采取赋权的方式，强调妇女必须组织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这一模式强调社会性别、阶级、民族、种族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在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大背景下，寻求妇女赋权的途径，其关注的要点之一是法律，此外还有政策、社区、妇女组织等的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丁磊2021两会提案公布：呼吁女性生育减负，提高男性共同抚养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金李在今年全国“两会”即将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建议，未来可考虑完善配套制度，如男职工陪产假制度。通过完善男性陪产假法律制度，从而实现强制男性陪产假。

从“研究妇女”到“妇女研究”再到“社会性别研究”的阶段，这三个学术阶段的发展其实是和实践中的“妇女参与发展”“妇女与发展”和“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发展相吻合的，学术的反思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虽然从理论上具体区分了三种政策模式，也分析了五种路线的不同，但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并不能如此清晰地区分哪一类项目运用了或者属于哪种模式哪种路线。实践者往往根据具体情况和偏好，综合地或有重点地运用不同模式和路线。所以，虽然在理论上更多的是讨论三种模式和五种路线的差异，但在实践中却是更多地发挥它们共性的地方，取长补短，为实践者的目的所用，为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生活、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共同起作用。

本文摘自《透过性别看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资料：新书季

编辑：徐诺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