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刘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峥嵘青年

革命信仰的建立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送蔡和森、萧瑜、萧三等去法国，然后回到长沙当了小学教员。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在长沙积极响应。7月，毛泽东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实际上是他自己办的杂志，也是他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发出了热情的呼喊：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技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

《湘江评论》得到了胡适的赞扬。北京《每周评论》第36期他写的《介绍新出版物》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胡适提出“多研究问题”，毛泽东予以响应，拟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文中列举了教育、女子、劳动、国际政治、华工、地方自治、交通、财政等71个大问题，中间又包含许多小问题。他把《章程》寄给北大朋友邓中夏，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邓中夏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泽东列举了这么多问题，可见其兴趣广泛。此时的毛泽东是热情有余，主义尚不明确。他一会相信无政府主义，一会相信工读互助，他自己也感觉太浮躁。1920年6月7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杨）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

1919年10月，湖南发生了反对督军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积极参与，组织游行，发通电，上北京请愿。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在北京除了政治运动外，他和李大钊多次接触。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认识的北大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中文节译本《共产党宣言》。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去见毛泽东，在他的案上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一方面是会见留法归来的同学，另一方面是拜访陈独秀，请教关于湖南自治的问题。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意见，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之间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在1920年12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一个总结性回顾。

1920年11月25日他给罗章龙的信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这个“主义”是什么？毛泽东在《通信集》中讨论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共产党。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他“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毛泽东要早，也更具体。1920年7月，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15人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首的激烈派和以萧瑜（子升）为首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萧子升的信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革命政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12月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明确表示：“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因为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这是他从五四运动到驱张运动两年的现实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于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终于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表明他经历了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节选自《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第9章）

作者：刘统

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张静宜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