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外史（三册全）》

江晓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地时间2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称拜登在总统就职首日签署了重返《巴黎协定》的行政令，19日美国正式再度成为《巴黎协定》缔约方。联合国对此表示欢迎。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于2017年6月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在2020年11月4日正式退出。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安排。

而《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预计从1990年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1.4℃—5.8℃。评估显示，京都议定书如果能被彻底完全的执行，到2050年之前仅可以把气温的升幅减少0.02℃—0.28℃。

有关《京都议定书》，曾有过一段公案，不少观点认为，“全球变暖”的命题受到政治裹挟。这段公案同样与一场美国总统大选有关，它的主角是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

01

戈尔的煽情纪录片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主持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中，有一个相当搞笑的情节：大屏幕上显示着一千年来地球的碳排放曲线，戈尔为了强调该曲线右端近年的剧烈上升，站上了一架折叠升降机，一边嘴里嘀咕着“希望我不会摔死”，一边上升到了接近天花板处。这一行为艺术当然让现场听众笑了起来，同时也达到了加深听众印象的效果。

艾伯特·戈尔，1948年3月31日出生于华盛顿。美国政治家，曾于1993-2001年担任副总统。其后成为一名国际上著名的环境学家，2006年，戈尔推出了自己参与制作和演出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和同名书籍，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并因其对环境事业的贡献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该片主要讲述了工业化对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生存的影响并获得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戈尔为何要如此强调这条曲线？因为他相信一个理论：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加剧，从而使得全球变暖，而这条曲线和一千年来地球气温变化是同步的。

也就是说，从一千年的时间尺度来看，地球气温在近几十年急剧上升。所以，全球变暖被认为是一个事实。

戈尔极力宣传全球变暖的危害和环保的必要性，在国际上有一定市场，在中国也有相当影响。“全球变暖”也被许多中国官员和媒体接受为一个事实。

《难以忽视的真相》纪录片海报&剧照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所谓的“全球变暖”是弥天大谎，是骗局，是阴谋。这种“阴谋论”得到一些美国和西方学者的赞同——甚至最初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但它也被不少中国公众所接受，或者被认为“至少有几分道理”。

如果真是阴谋，那这阴谋是针对谁的呢？

其实“全球变暖”问题远不是一个“变暖”或“不变暖”的简单问题，它至少包括这样三个问题：（1）全球到底是不是真在变暖？（2）全球变暖真是过多碳排放造成的吗？（3）即使全球确实变暖了，就真会引发灾难吗？戈尔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事实上，“全球变暖”争议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是当代“科学政治学”的典型个案。

02

“曲棍球杆曲线”之学术造假

要使全球变暖被广大公众接受为一个“科学事实”，当然要提供“科学证据”。

这些证据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是一条得名为“曲棍球杆”的著名曲线，其实就是戈尔极力强调的那条曲线，形状也基本一样——只不过它是直接陈述过去一千年地球的气温情况。曲线基本是水平的，只在右端明显翘起，状如曲棍球杆，故得此名。这条曲线是一个名叫米歇尔·曼恩的学术新秀在1998年、1999年的两篇论文中公布的，描述的是公元1000-1980年间的地球气温变化。前一篇文章发表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nature，392，779-787）。

曼恩的文章发表后，受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高度重视，很快广泛传播，被数以千计的报告和出版物引用，也被克林顿政府当作全球变暖事实的证据。资历尚浅的曼恩本人也立马平步青云，被任命为ipcc有关气候报告的执笔人。

但是这条“曲棍球杆曲线”不久就被两位加拿大学者（s.mcintyre和r.mckitrick）揭露，它根本就是错误的。例如，曼恩选择北美西海岸山区的狐尾松年轮来描述历史上的气候温度，然后赋予它在统计学上站不住脚的权重，使得构造出来的地球历史气温曲线符合自己的需要。

两位加拿大学者的指控相当严厉，2004年曼恩不得不在《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份“更正错误”的声明（nature，430，105），不过他在声明中辩解说，这些错误“没有影响我们以前公布的结果”。

但这项指控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委托当时美国国家科学院应用与理论统计学委员会主席e.wegman教授组织专门小组进行调查。2006年wegman提交了调查报告：断定曼恩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所以他论文中的分析无法支持他的结论。至此，“曲棍球杆曲线”变成学术丑闻。这一丑闻使得“全球变暖”理论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撑。由此引发一波从学术上清算“全球变暖”的浪潮，结论是对上一小节中的三个问题全部给出否定答案。

但是，如果我们将上述争议视为一起“学术造假”，并且产生朴素义愤的话，那就太单纯了。例如：曼恩作为一个学术新人野心勃勃急于上位，有学术造假的动机还可以理解，但ipcc又有什么动机要造假呢？

华莱士·布勒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家科学院院士。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是首批预测“全球变暖”现象的学者。1975年，布勒克发布题为《气候变化：我们正处在显著的全球变暖边缘吗？》的研究文章，首次将“全球变暖”的概念引入公众视野中。布勒克则预测，全球气温将会因为大气层内积累的温室气体增加而逐渐升高。经过他的多年努力，这一概念也被普及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美国今日重要的政治议程。布勒克因此被冠以“气象科学的祖父”、“全球变暖之父”的称号。不过他对后者颇不满意。图自：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所（来源：观察者网）

03

“全球变暖”与《京都议定书》

国际上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正在成为21世纪最大的政治问题。

在某些美国学者看来，“全球变暖”问题背后隐藏着这样一条线索——“曲棍球杆曲线”支持了ipcc关于全球变暖的报告，ipcc的报告支持了《京都议定书》，而《京都议定书》被视为戈尔为竞选总统所作的政治秀。

2000年，戈尔以总统候选人身份携手副总统候选人约瑟夫·利伯曼参与白宫竞选。

《京都议定书》是一种国际条约，正式名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它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的补充条款。1997年12月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会议在日本京都制定，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京都议定书》已经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至2009年2月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但偏偏美国没有签署。

一些美国人认为，《京都议定书》提议由美国和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来承担全部的气候保护责任，是不公平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事先就宣布它不会批准《京都议定书》。2001年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理由，拒绝批准执行《京都议定书》。中国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按照其中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第一阶段不承担二氧化碳减排任务。

在今天的时代，还很少有普世的“政治正确”。对于不同的民族国家，“政治正确”经常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中国人民，只有不侵害中国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主张，才有可能是政治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尔的上述主张，《京都议定书》中要求美国和发达国家率先节能减排的主张，对中国来说可以算是政治正确的——尽管它被一些美国人视为“政治不正确”。

当然，戈尔也不是美国的“卖国贼”，因为《京都议定书》毕竟也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比如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戈尔明确指出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了中、日、俄等国排放之和，那么要保护世界气候环境，美国当然应该带头，保护了环境美国人民同样蒙受其利。这恐怕也是戈尔为何能得到相当多美国人拥护的原因吧。

本文摘自《科学外史（三册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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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新书季

编辑：徐诺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