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从文 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4岁时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界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起任教于青岛大学，1946年到北京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与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中国丝绸图案》（与王家树合编，1957）、《唐宋铜镜》（1958）、《龙凤艺术》（1960）等文集以及历时十五年写出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1980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文 / 李佳怿

一九八二年初，湖北江陵发掘马山一号楚墓，沈从文受荆州博物馆邀请前往鉴赏出土的极品丝绸。到了荆州，耄耊老人在那批无价的战国瑰宝面前下跪了。前一年，先生历时十五年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1992年，沈从文去世四年之后，本书由王㐨执笔增订补正再版。1997年6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据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增订本印出大16开精装本，反响热烈。2002年8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平装本。2005年该书收入世纪出版集团“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此后多次重印，一再售罄。沈从文的读者从未老去。

▲ 纯惠皇贵妃

1949年8月，沈从文由北大国文系转到历史博物馆，此后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参预部分陈列，收集购买文物；而其实最主要的工作，是本书后记从《曲折十七年》中删去的一句，“在陈列室里，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1964年春夏间（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已十五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可编撰一部我国的历代服饰史，以作为出国访问的文化赠礼。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推荐沈从文来负责，历史博物馆从美术组调出李之檀、陈大章、范曾协助沈从文展开工作。工作方法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和实物资料，按时代排列先后秩序，分别加以摹绘。并就每一图试用不同方式，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分析比证，各写出千百字说明。“进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后记》）本可望于当年冬季出版，但由于政治大动荡已经出现先兆，出版拖延。“文革”开始，这书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相关负责人受到冲击，出版更是无望。1969年，沈从文下放湖北。

▲步辇图

上面提到历博派作沈从文助手的三人，“文革”之后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由都各自离去了。帮助他完成《服饰研究》的两位主要助手，一位叫王㐨，金介甫是这么介绍他的：“1953年有一位参加抗美援朝的军人王㐨来参观后，从此就留下来，成了沈的长期助手。”（《沈从文传》）沈从文临去世几年，王㐨常去看老先生，从来不敢进屋，就站在门外看着。因为沈先生一见了他就会哭。另一位叫王亚容，最早是学绘画出身。沈从文想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工作，在征得历博默许后，王亚容想尽办法得到了原单位的调动批准，不想历博领导不让她与沈一起工作，而要她到馆里摹古画。王亚容不愿让老人寒心，选择了拒绝。因为原单位已停薪留职，历博又不肯接收，王亚容有半年时间只能依靠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的二十元解决生活问题。

1978年，在胡乔木关注下，沈从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关于工作、生活条件，他只提出：一、调王㐨、王亚容做助手；二、有个大些的工作室摊开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1979年初，《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整理完成，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稿后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该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沈从文不同意。后转至人民美术出版社，该社也计划与日方合作，沈先生撤回书稿。后来由社科院领导向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推荐，后者决定从速出版。1981年2月，沈从文访美归国后赴广州校对清样。同年9月，此书正式在香港出版。同年底，台湾出版盗版，因沈从文、郭沫若在台湾属被禁作者，盗印本没有作者姓名，序言亦被删掉。

▲捣练图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这样总结自己的性格：“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反观亲友怀念晚年沈从文的文章，多偏重言其温厚、平易，而常忽略其性情中强烈以至极端的“板质”一面。我更为认同的是张新颖的评论，他这样评价沈从文转业后的人生阶段：“一个知识分子实践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强调“主动”而非“被动”，对于理解沈从文的最后生命阶段十分关键。

1949年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1949年9月8日沈致丁玲）虽然面对的仍是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但沈从文总算是找到了重新支撑起生命的东西。“我似乎第一次新发现了自己。”“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1949年9月20日致张兆和）“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1951年11月19日致张兆和）

▲敦煌壁画

此后，尽管外界干扰不断，沈从文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作和抱负。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因为沈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与此同时，台湾也查禁了沈的作品。沈的名字在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中实际上完全消失。到80年代初也是如此。1956年，历史博物馆在内部举行“反浪费展览”，其中沈从文为公家廉价收购的一些文物被作为“废品”展出。至1958年写作《我为什么始终离不开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在历博约十八年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至今读来从主题构想到语言风格上都很少沾染彼一时代的色彩。我原来视作寻常，直到读到下面这段文字，才知道并非容易。沈从文由“思”字出发的用笔方式，从文学写作转移到了文史研究中：

近人编《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有摹绘展开复原图。序言第5页以为本图内容反映的是当时仕女风俗画，还近情理。又以为“反映出战国时代贵族宫闱阴暗的一角”，因为“女子多细腰欲折，和古谚‘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宫廷残酷情况相适应”，意见实可商讨。图中有好几位近似男性，不像女人。又因为画面有一妇女，双手分张，有一线横贯两手间，近似执鞭作嗔怒状，即以为系教舞时虐待舞女情形，说明证据不足。就原物仔细分析，所谓鞭子，只是漆器上一道破裂痕迹。

与此相一致的是这部书“札记”式的结构，这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历代服装史”，不是先有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精细的大纲，再来搜集资料，论证成书的。它是从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实物出发，进行先是个别的、然后是比较的研究，终于得到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正如黄裳所言，“完整的、严密的体系的形成也许还是将来的事。但现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也已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黄裳：《沈从文和他的新书——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2年《读书》）钱钟书说过，古往今来，多少哲人建筑的理论大厦都倾塌了，只有瓦砾堆里的零星材料还可以供人使用。《管锥编》也是由零星材料组成的。一定程度上，“札记”也是文体中“无从驯服的斑马”。那个时代“札记”式的写作，似可看作某类思想方式和精神原则的隐喻。

（本文有删节）

end

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辑：张静宜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